班级管理渐渐走上了轨道，张兰感到欣慰，开始下力气抓教学质量。再优秀的教师，把学生的学习成绩抓不上去，也会被人认为是废物的。张兰不想当这样的废物。就在她这样准备全力冲刺的时候，学校给她派了一节公开教学课。
张兰教了十年中学，公开教学课讲了不知多少堂：校级的，乡级的，县级的，乃至明光市的，等等等等，数不胜数。虽然不能说每堂课都是辉煌的，但是基本上都是成功的，由此获得的赞誉和奖赏也多得不计其数。所以她觉得公开教学课对她来说，是轻车熟路，根本不在话下。
怀着这样的心态，她在教务何主任亲自赶来给她下达通知后，虽然没有掉以轻心，但也没有像有个同事提醒的那样心惊胆战地下大力气准备。她问了几个同事必要的程序后，就大大方方地上了那堂公开教学课，没想到却被定性为一堂“砸到极点的课”。
大家认为她的这节课简直失败到不能再失败的地步，水平还停留在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毛头娃娃的“小儿科”阶段，让张兰威信扫地，后来好长时间内抬不起头来。她从明光市带来的荣誉头衔也成了同事嘲讽的对象，把她郁闷得恨不得死了。
这个结果是张兰完全没有料到的。她认为公开教学课的失败，责任不在她，是东西两地和中、小学不同的教学理念和方法造成的。
可是人家春宵附小的同行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你哪怕是博士研究生，只要这节课上得不符合他们评审的标准，大家照样毫不客气地否定你，不管你的客观原因是什么。这让初来乍到的张兰立马处于一种被动挨打的地位。
而对这种局面，春宵同仁感到一种从心底升起的愉悦：哼，你不是从高中下来的吗？试试看，我们一年级的教学照样能把你拿下马来。由此可见，同行相轻，也就源于此了。
后来的岁月中，张兰虽然不愿回顾那趟公开教学课的前前后后。可是没有办法，她越回避，事情越无比清晰地浮现在她的脑海中，让她一遍又一遍地想起那个不堪回首的情景……
高壮当上正班长后，张兰掐指算算，不到三周就该放暑假了，她可以高兴地坐火车回老家看望儿子平平了。她想孩子都快发疯了，也打消了让纯孝清波把平平接到这里过暑假的念头。这里夏天太热，她不想让孩子受上海亚热带酷暑的炙烤，生了病就糟了。她想清波他们要来上海玩，就玩去好了，她自己是一定要回老家的。
这天是星期一，大家早早地升完国旗回到教室，准备吃早餐。春宵附小的规矩：孩子们的早餐每天由班助理到灶房领取是盛着稀饭的铁桶和装着许多饭盒的大竹筛。班主任则在教室里维持学生纪律，静静地等着早餐的送来。
办助理把早餐搬到教室后，和班主任一起动手，指挥孩子们按座位有次序地上讲台领取自己的饭盒和稀饭。班主任分发饭盒，办助理弯腰用勺子给孩子们手中的缸子或小碗盛上稀饭，以便做到孩子吃饭喝汤两不误。
这本来是两位老师配合默契的一件好事。工作熟练后，照料孩子吃早餐，速度是非常快的。可是到张兰这里，情况就不同了，时间一直要拖沓到第一节语文课上了半天了也吃不完。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张兰的搭档办助理赵老师总有忙不完的“家务事”。今天是婆婆病了，要她照料，不能来早给孩子们领早餐，甜言蜜语地要张兰“多辛苦”，替她领来给孩子们分发。明天是公公过大寿，她要早早准备，来不早，又作揖打恭地要张兰“帮忙”。后天是老公或孩子上班没有早餐吃，要她早早地给他们张罗，涎着脸要张兰“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等等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不光是早餐，两次放学护送路队，赵老师也是借口百出，让张兰东西路队都操着心。张兰明白赵老师耍滑溜奸的原因是看不起她，不愿意为她分忧。因此她也不吭声，默默地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工作。
学校政教处的值周老师也看出他们班主任和助理的不和谐，工作不到位，每周的班务考核都扣分，打低分，让张兰的班级排名一直在全年级最后。她无可奈何，照样默默地工作着。她知道，作为新来者，她是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的。
这天早上，升国旗回来，赵老师照样不见影子。张兰和往常一样，让高壮指挥孩子们排好队，按次序上来领稀饭和饭盒。她自己满头大汗地低头给孩子们舀着稀饭，心里还萦绕着刚才在办公室里的一幕情景，心里越发郁闷。
刚才升完国旗后，张兰到办公室喝口水，喘口气。这时，一个年轻的女班主任阴阳怪气地对同级的女教师笑道：“大家说说，这一学期都要过完了，还有哪个班级到现在还没有被评过一次星星班级呢？怎么每次升国旗都不见她的班上台啊，光荣榜上也不见名字啊。这样下去臊得还怎么工作呀？”说完“啧啧”不断。
办公室里其他女教师哄堂大笑。一个女教师看张兰走进来了，连忙用手捅捅刚才嘲笑的女教师的腰肢一下。那女教师若无其事地瞟了张兰一眼，就哼着歌儿打开了录音机，边口里嚼着早餐，边全身扭动地不知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