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三个月后，张兰的家里。来诊治的医生告诉何大婶和清明，说张兰的精神已经恢复正常，只要多加爱护，不要刺激她，让她保持安静的状态，她就会恢复到过去的健康状况。建议家属多带她到外面散散步，走一走，对身体有好处。她已经怀孕四个月了，而且是双胞胎，只呆呆地坐在家里不动弹，对大人胎儿都不好。
基于此，张兰又开始上班了。虽然清明和家人都反对，但是张兰对他们的意见置若罔闻，冷漠相对她和他们从早到晚连一句话也没有。家里人也不敢和她多搭讪，害怕激怒她，让她旧病复发，后果就严重了。由此，全家人只好顺着她的意愿，让她上班去了。
何大婶自从张兰和平平出事后，就一直守候在张兰身边，再也没有回过西北老家。她打电话让清纹夫妇叫了个亲戚看门，并委托他们照料住校的清凉和清漪，她自己则无微不至地照料着张兰，以弥补何家对她的亏欠。好在清亮、清漪都长大了，非常懂事，除了努力学习外，从不惹事。何大叔常年在工地，也很少回家。
张兰马上要回校上班了。这天，春宵附小的全体教职工大会上，新校长正在发言。他说话缓慢，抑扬顿挫：“……
我来到这个学校也有半年了，深切感受到的一点是：我们学校师生情绪抑郁，缺乏一种昂扬蓬勃、团结包容的气氛。
我们的教师中，女同行占了80%。她们的工作琐碎劳累，在家里又要相夫教子，肩上承受着双重的重压。从某一方面讲，她们要比我们男同行付出得多。她们的身上有着太多的苦痛和压力。这中间，有谁问过她们的艰辛？又有谁在她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过援助之手？
我们的同行犯了错误，我们不能讳疾忌医，隐瞒错误，让错误深入恶化。但也不能让事件过分夸大化，在批评教育的同时要注意保护该同行的名誉，让事情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到无。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我们的许多同行，包括一些领导，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好。他们在一些同行，尤其是平时工作非常勤奋努力，过去在原单位做出过大量贡献和突出成绩的情况下，在工作上有了失误，但在积极寻求改正的同时，不能很好保护这些同行，不能正确地处理家长之间的矛盾，不寻求解决问题的良好方法和途径，反而撇清自清，推波助澜，破鼓乱捶，以至使矛盾激化，让我们的同行在一场本该可以挽回的事件中损失惨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就是教训。”
他的话引起强烈的反响，参会教师和领导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兔死狐悲，唇亡齿寒，大家都难过地低下头，有些眼软的女教师还抹起眼泪来，都为张兰悲痛着。不是吗？这么悲催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学校，怎么着说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耳边新校长的发言还在继续，大家也听得更专注。因为在过去，这个学校的前任从来没有为普通教师说过哪怕一句回护的话语，也从来没有为他们设身处地地想过一回。一直是高压，高压，再高压！大家回思着，头低得更低了。
只听新校长继续说：“现在是人文社会，什么都讲究个民主友爱，文革时期的那一套行不通了。对整人和挟私报复的行为要坚决取缔。基于此，我过去在例会上也讲过，现在重申一下，今后在我们学校，不论谁家有了婚丧大事或重病情况，我们都要慰问，这要形成一个长效机制，让我们老师的心暖起来，才能在工作上爆发出巨大的潜力。
今天我强调这一点，就是要告诉大家：张兰老师要回来上班了，我希望大家给她一个友好暖心的氛围，让她坚强地活下去。大家都知道，她为了这次事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的儿子夭折了。各位都是为人妻、为人父的老师，将心比心，放在你们自己身上，感觉会怎么样？
哀莫大于心死。我们领导班子前几天去看望了张兰老师，回来后心情都很沉重。把一个同行逼到这个地步，我们做领导的有责任。”他声音低下去，最后沉默了。
大家头低得不能再低了。一些女教师的眼泪更多了。
沉默片刻，新校长继续说：“基于此，我们领导班子回来后，召开了校委会，决定任命张兰同志为我校的工会主席，并教授四（五）班的英语课。大家同意吗？她在原校本来就是教务主任，属于科级干部。只是到我们学校后，大家好像忽略了这一点，把她埋没了。优秀的领导，不一定是一位有经验的小学班主任；一个老道的小学班主任，不一定能当好校领导，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不用我再多言。怎么样，大家表个态吧？”他看着主席台下。
台下教师互相看看，一起举起双手，让雷鸣般的掌声布满会议室。大家都感到眼眶发热，用掌声表达着自己的心情：欢迎张兰回来工作，并走上领导岗位。即使这个领导职务没有实权，大家也觉得对她是一种认可，体现了学校新领导班子的民主性和人文性。
当初，新校长上任后，撤换了旧的领导班子，重新提拔了一些工作成绩好，精神充满活力，做事公平公正的教师走上领导岗位，其中就有张兰六年级的搭档崔老师。他被新校长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