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乡族势力常常是依托这些具有浓厚军事『性』质的乡村建筑而形成聚居聚落和地方割据的。
明时期的赣南地区，包括江西南部的赣州府和南安府，计有赣县、于都、信丰、兴国、会昌、安远、龙南、定南、长宁(即寻乌)、宁都、瑞金、石城、大庾、南康、上犹、崇义等16县。这一地区位于赣江的最上游，与闽西、粤东粤北及湘东南等省边区相邻接，其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余为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原，是典型的山区。
迄至明初，这一地区仍是人烟稀少，地理生态环境十分恶劣，边陲社会的『色』彩特别明显，明初大学士杨士奇(1365—1444)曾这样描述：“赣为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远，民少而散处山溪间，或数十里不见民居。”
应该说，这种地理生态环境构成了整个华南边界山区的一个共同特征，同时也是明时期这一地区长期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广大的赣南山村之中，明末时期出现了许多称之为“寨”、“砦”、“城”、“围”、“围寨”、“围屋”、“土围”的乡村建筑。
这些乡村围寨的兴起和发展，与明时期的社会动『荡』直接相关。大概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开始，大量广东、福建的流民流寇，即所谓的“广贼”、“闽寇”、“闽广流寇”不断向赣南山区流扰，造成这一地区巨大的社会动『荡』。“寇『乱』”在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达到高『潮』，并持续到万历初年才平息下来。
面对这种“寇『乱』”形势，赣南各地乡民纷纷构筑各种军事堡垒，防御寇盗，保卫家园，从而揭开了明清时期赣南乡村居民筑寨建围运动的序幕。
正德、嘉靖年间，在南安府大庾县境内，当地乡民构筑了一系列类似于府县城池的围城： 新田城，在(大)庾北四十里，嘉靖四十四年 (1565)乡民具告申详院道给官银，及各民捐资筑建， 周围一百一十七丈，东西二门。…… 凤凰城，在新田城五里，近凤凰山，故名。嘉靖 四十四年(1565)乡民建……计周围二百六十丈，厚 一丈，高一丈六尺，门三，上有楼三。…… 杨梅城，在凤凰城西十里杨梅村，嘉靖四十四年 (1565)乡民建，计周围二百五十丈，高一丈七尺，东 西皆民池塘，北近官溪。 小溪城，在杨梅城北十里，小溪驿在焉。……嘉 靖三十五年(1556)乡民建，计周围二百三十丈，开四 门。…… 峰山城，在小溪城北十五里。峰山里民素善弩， 正德丙子(1516)，都御史王文成选为弩手，从征猖寇。事宁，民恐报复，诉恳筑城自卫，许之。
在应对剧烈的“寇『乱』”的过程中，这些由乡民集体构筑的城堡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如有人指出：“当有明寇盗抢攘，则需城尤亟，郡邑而外，若新田、凤凰、杨梅、小溪、峰山诸村落，类皆有城，而民其实，
例如，据万历《瑞金县志扎己载，瑞金的“岩隔寨，县东四十里，一名小寨，形如天柱，顶绝势险，可容千余人，乡民避寇，多居之”又石城县的“洪石寨……明正德辛未(六年，1511)、嘉靖辛酉(四十年，1561)、崇祯戊辰(元年，1628)，土人率于此避寇”；再如于都县的“圆石寨，在赖村，石圆而峻，壁立千仞，缘石级而上，至寨腰有石门，以木为梯，由门而人，石级数百，造其巅奥如口如有田数顷，塘半亩，精舍一区。明季宋氏避『乱』于此寨，后有口龙寨、安口寨”。在赣南南部山乡村落，因其地与广东、福建接界，闽粤流寇一来，往往首当其冲，故当地的山寨也就特别地多。例如在龙南县，有塔下寨、弹子石寨、江东寨、骆驼寨、牛脑寨、羊牯寨、水口将军寨、梯子寨等，“类皆从前寇警时，乡民人避之地”在定南县，有横石寨、鸡脚寨、吊羊寨、石寨、白云寨、铁砧寨、青龙寨、雷公寨、芙蓉寨等，也都是村民避『乱』的处所，如其中的石寨，“在横江堡，厅治北七十里，四围石山举口中突起一峰，先时横江居民于此避『乱』”
显然，这种山寨大多是一种临时简易的防卫工事。于乡民而言，寇来人避其中，寇去则返村。如龙南县的弹子石寨，“离县治三里……邑人遭寇『乱』，筑寨于此，旧址犹存”
总之，在明中叶前后“寇『乱』”的历史环境下，村落附近的山寨是乡民躲避“寇『乱』”的主要防御堡垒，也成为这一时期赣南乡村围寨的主体，并且大多表现出明显的临时『性』和简易『性』特征，可见明中叶前后赣南乡村围寨还处在萌芽状态。
但是，眼下因为朝局混『乱』，白莲教以宗教形式控制了这些村寨的老百姓，这使得原本就易守难攻的山寨更加难以攻破了。
“大人！”沈克封说道：“实不相瞒，这些山寨城堡修建的十分险要，基本上都不留退路。一旦朝廷大军进剿，那就是个鱼死网破。而且，那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想要剿灭这几十万叛军，非得倾国之力不可！”
邓浩楠等人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太不可思议了。尤其是邓浩楠本人，他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为何原本一个不起眼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