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只要细细观察就会现清政府的矿业政策呈现出一个马鞍形的先松中禁最后转驰的展态势。清朝的统治者们从来也没有真正重视过矿业的开采与展无论禁或驰其实质都是为了封建官府统治的需要政治利益始终高于经济利益的需要居主导地位。可以说清代矿业政策的修改废立与当政皇帝的个人素质喜好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矿业兴衰大权把握在最高当政者一人手中。
清初顺治、康熙两朝鉴于社会百废待兴于是听民采取输税于官皆有常率。清初宽松的矿业政策与顺治帝的慈悲康熙的雄才大略有极大关系。但到康熙朝末年皇帝年事已高多疑猜测恐怕政局大乱求稳心态占上风因此采取封禁政策。从康熙朝末年到乾隆初年包括整个雍正朝这是清矿政的马鞍低谷中心。具体分析一下其对矿业实行封禁的原因大致有三：第一害怕奸人云集、蝇营蝎噬对清廷的统治构成威胁；其二封建传统迷信思想作崇历来矿产自滇粤出直隶、山东等地于京师为股肱岳镇方望拱护环围乌可锤凿而破碎之乎？此种思想从古至近代累及北方尤其是靠近京畿地区的矿业开采。其三对统治阶级的利益造成侵害矿业可养穷民不可裕国帑。开矿虽可岁俭民饥。淘沙糊口。岂能利一而害百乎！雍正朝矿禁稍放松以禁为主大约与此一时期政治上地高压政策紧密相关。不过到了乾隆朝乾隆皇帝虽然在文化无比的保守。在矿业开采上却算得上是清代较开明的一位当权者。
曾有位监察御使孟生蕙用风水堪舆之类的学问为依据上奏请求对北京昌平一带的煤矿实行封禁声称：昌平州坐落正当京城乾坎之位其山即京城北面屏障。山以虚受气以实流。实者削之使虚则甚易虚者补之复实则甚难。结果奏折上禀乾隆之后这位皇帝却认为孟生蕙所言实属迂谬特别是折内所写安畿辅数百里内之坤舆葆神京亿万斯年之元气。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措语更属荒诞。乾隆皇帝用朱批指出：京城外西山北山一带开采煤座及凿取石块自元明以来迄今数百余年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从未闻以关系风水。如果说开设厂矿。聚集多人恐滋扰地方那么每年采取煤斤石料所用人夫不知有多少。并未见滋生事端。结果。孟生蕙被交部严加议处昌平州开采矿藏照常进行。
不过。乾隆之所以会有那样的批言除了他本人对矿业开采持有较为开明地看法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清代对京西煤炭的依赖已经极为严重。因为在当时煤炭已经成为了北京城的主要燃料随着用户日多供需关系紧张煤价也日益上涨。所以为了改善这种情况乾隆才会支持昌平等地的煤矿开采。甚至于在乾隆二十七年因为煤窑日多而造成了排水量增大致使京城附近九龙山与南大梁之间的排水沟排泄不畅严重影响煤炭开采他还几次下令进行大规模修建、开凿泄水沟。
其实不仅是北京一带山东等地地煤窑也有很多。就像产煤的枣庄一带每天往台儿庄码头的运煤牛车就有一二百辆按每辆牛车两千斤计算那就是三四十万斤。可即便煤业展如此之好由于生产技术落后煤窑开采年份日久等等原因的影响整个大清国的产煤量依旧有些供不应求。因为清朝已经出现了不少的大城市不光是北京一带像山东济南、江苏徐州、扬州、南京浙江地杭州安徽的安庆等地区也都大量的消耗着煤炭。煤价最高之时甚至达到了每百斤五六钱银子！
所以从事煤矿开采是一个十分赚钱的行业。
要不然当初黎维祁头一次来广东的时候何贵也不会要求这家伙把广宁的煤田交由十三行。毕竟纵然煤炭在后世是十分重要的资源如果在这时候没什么用十三行的那些人也不会眼巴巴地去开采要了也没用！
可惜如今广宁的煤田就算已经被清廷掌握在手中何贵却又一直不敢去触碰海运这一敏感词汇。毕竟从广东往北无论是走江西还是福建都是路途艰难而且6路运输不仅量小而且成本也高远不如海运地运量巨大且成本低廉。而如果广宁的煤田只是用来满足广州地区所用一年就算赚钱顶多有个十几二十万两也就不错了这笔钱根本就不会被那些行商看眼里。
可何贵没想到苏凌阿会突然来上这么一出。他又一时想不到什么财大计交出来所以只好先拿出这么一条来暂时应付。在他看来不管苏凌阿能不能解决海运这一关键性的问题总比让这家伙拿着和当挡箭牌去刮地皮的强。只要能多拖一段时间自己说不定真的就能想到办法那时候也就无所谓了。
不过何贵依旧还是小看了苏凌阿对钱财地渴望！
虽然乾隆朝地矿业展已经不算慢但由于储量以及开采技术落后等种种原因煤炭等矿产的价格依旧不低。即便是现在每百斤煤炭地价格也有两三钱如果煤质优良还会更高。所以苏凌阿在听完了何贵的介绍之后便已经打定了主意要把广宁的煤田给弄到手了。为此他还算了一笔帐：广宁的煤田开采方便无需挖窑。一名雇工按一天可挖两千斤计算雇上千人一天便可挖出二百万斤就是每百斤按两钱银子计算那也是四千两银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是一百二三十万两。除去工人地工钱以及各项运资还有各项应缴的税收和该交的好处费他每年恐怕也能拥有四五十万两的收入。虽说这种计算有些过于理想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