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司马，司马这个姓来自古代的领兵官职，兵家田欀直就是齐国的司马，后来著有兵书《司马法》。我是浙江乍浦人，家谱只能上溯到唐代，所以不知道我家是不是田欀直的直系后裔。但我出生的时候，天上突然打了一个炸雷，将我家的六头猪都电死了。
一下电死六头，这也算天生异象了吧。所以，我名叫司马雷，字电六。我觉得自己的名字一般，倒是电六这个字非常的祥瑞，所以我一直以字行。
我从小就想当兵，当将军，威风啊。道光十八年的时候，我刚刚考上乡里的武秀才，那时候，考武举的人不多，能写会算的去考武举，那就更是稀罕货了。
道光二十年的时候，我在杭州，准备当年的会试，英夷犯境，我便被补入到浙江水师葛云飞镇台麾下。非常幸运，第一次浙东战役，我们和广东来的朱雀军并肩作战。
那一次，我们真是大开眼界。技精器良，胆壮心齐。林则徐大人用来描述英夷的两句话，放在朱雀军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成百上千的人，面对枪林弹雨面无惧色，昂阔步整队而进。我被这样前所未见的军队吸引，朱雀军在江浙补兵的时候，我就报了名。
跟着朱雀军回到广东，得知了虎门大捷的消息，我深深的感到庆幸，很快，我们这些新兵就被分到了各个连，接受基本的火器战争训练。
我的千总叫季退思，是湖南人，雪峰山训练营的时候就当了把总了。他非常以自己的老资格自豪，经常说，他的资历就排在钧座、李军师、副统陆达、乐楚名、翟晓林、陈日天后面，所以自称天下第七。
英夷第二次犯境的时候，我在广东，跟着大部队训练，做着北上赴援的准备。我非常担心自己在乍浦的家人。特别是当乍浦失守，清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我担心得几天睡不着觉。
北上江苏之后，一直没有收到家里的消息。这让我非常的担心和焦躁。在砚山顶之战的时候，受到这种焦躁的情绪影响，我没有注意隐蔽，被山上的意大利人打伤了。
如果我没有受伤的话，我相信，第一个冲上山顶的人会是我，而不是李云纵。本来应该是我，成为砚山顶之战的第一功臣。
但聊以慰怀的是，因为负伤，我同样受到了钧座的注意，黄埔讲武堂成立的时候，作为四千朱雀军中识字最多的人之一，我被选中，成为了第一批六百名守阙锐士，和季退思、李云纵是同一批，比资历最深的乐楚名等人还要早。
钧座说了，黄埔讲武堂的毕业考核是计全区队的总分，总分第一的区队将获得比较好的军中职位。我在第一区队，区队长又是季退思，而我的把总，是李云纵。
虽然我不服气他们两个，但为了区队总分第一，我总是坚决的服从他们两人的命令，在各种教学作战和演习中，积极地配合他们。
我所在的第一区队全部驻太平，轮流以一个连去驻守守虎门要塞的上摘档炮台。我们到达太平驻入背房，白天操课，晚上放哨，岗咱一般都放在荒芜的其地上。
当时，广东人有个风俗凡人死了后，把棺材停放在山上，待尸体自行腐烂后，才取出骨头，放进雄子里再置于山上。因而，山上随处可见棺材和罐子，令人毛骨愉然。复哨有两个人，还可以互相壮胆。‘放单哨在黑暗中，那怕一只野狗走迁，也骇得魂不附体，所以我们放单哨是悄悄地两人聚在一起，只等排长来查嘀时，我们才分开。有时，为丁仕胆，我们也以各种借口放上一枪。如果遇土下雨，那就更舍了‘虽然穿着雨衣，但放完两个钟头哨还是浑身湿透，而临时搭盖的哨所也谊地是水，无法休息。经过段时间的锗炼，我们逐渐习悯了这种恐惧而又艰辛的军事生活了。
后来，我们区队第三次轮到守上横档饱台，条件好了一些。上横档炮台属虎门要塞，建筑在珠江江心的个小岛上。在鸦片战争中成功抗击了英国人远东舰队的进攻，这也是自第三次英荷海战以来英国海军的次挫败。我们能在这样的炮台驻守，感到万分的光荣。
黄埔草创，只有四名教官：永远的革命家，法国人杰肯斯凯主讲步兵战术；荷兰出生的精神上的民主波兰人范中流主讲军事工程以及数理化基础：美国人，自由的刽子手，西点的科班肯尼夫主讲参谋业务：而炮兵教官本来是我们的战俘，热爱和平的板甲大白兔，怀特拉比斯。
虽然只有四门课，但我以后才现，我们在黄埔的四门课，可能包括了几十门课的内容。
比如，杰肯斯凯的步兵战术，就包括有《三十年战争史》、《拿破仑战史》两大主干战例体系。
而肯尼夫的参谋业务，则包括了《条令业务》、《动员学》、《后勤学》、《补给与运输》、《就地采集》、《船舶运输》、《野地运输》、《铁路运输展望》等等，据他介绍说，这些在西点都有专门的课程，而我们统统归到参谋业务这一项。又只有半年时间，只能讲一下大概的理念，具体的操作只好等以后在战争中练习了。
教学形式和方法是多样化的，有校内学习，有校外演习，有课堂教学，有实地观摩，既有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