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渡的小机关里，曲羽首先了解到一些盘根错节的关系：农业站的站长是农办主任的舅舅，又是书记的外侄；分管纪检的副书记称外出治病的乡长为五哥；国土办负责人又是计生站站长的亲家。下面谁又称谁为姑妈，谁又称谁为四姐，谁又称谁为表弟，曲羽搞得一头雾水。他怀疑小机构是一个团结的大家庭，只有自己是个外来仔。仔细观察又不象，小机构里隐隐约约分有派系。
新来的副乡长带不知道如何开展工作，尤其没有农村工作的经验。他模仿其他职员，除了开会，就坐在办公室里，专候需要办事的前来。果然，就有人找上门来了。两位老百姓为了承包地交界处的二棵桑树的归属权问题闹到乡里，越级上访到他的办公室，他费了不少精神才说服较有理的一方补偿另一方三元钱成为桑树的拥有者。接着又有小镇边上一户农民的小猪误吃了邻居的几棵菜苗，两人纠扯到农办，好不容易，曲羽才让小猪的主人心甘情愿地赔偿对方七毛钱把矛盾化解掉。还有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老把自己现在偶尔腰痛归结为三十年前一次节育手术的后遗症，因为年代久远又无凭据谁也难给他个确切的说法。十多年来他孜孜不倦、隔三差五上访到乡里来求解决，给予赔偿，上访告状成了他的存在方式和主要生活内容。每每上访来到乡里，就开始祥林嫂式的倾诉。被他缠熟、缠烦了的乡里干部们头疼又无奈，为了避免激化矛盾，每次大家都故意用庸俗的玩笑把他不知名的腰痛解释为和儿媳长期不正当关系造成的，在笑谑中把他打发走了事。新领导上任，他打听得消息，当然不错过机会又来了，而且直接来到曲羽的办公室，还申明“没吃早饭”。不知底细的曲羽差点要“为民作主”，命人带他去卫生院检查，幸好秘书给他使了个眼色，并且主动把“任务”接过去，用惯用招数，连笑带搡地把他弄到外边面食店给煮了碗面，解决了，回来告诉曲羽原委，曲羽才作罢。
新领导总不能沉迷于处理这类婆婆妈妈的事，他默不作声地观察了一周，就很快进入了角色。曲羽首先到财政所，试着了解乡里的家底，结果他发现目前可供自己支配的钱款仅有不到三千元。而历年的借欠款累计已达到三百余万元。全镇户籍人口刚好一万，人均负债三百元。银行、信用社已停止向普渡乡政府发放任何新贷款。他问：本月上级财政可以划拨多少补助？所长告诉他，可以划拨到两万左右。两万是什么概念？全镇本月教师工资足额发放就要三万左右，政府机关和村级领导、干事的工资要两万。该怎么办？他查了以前工资发放的情况，原来政府机关的工资仅按百分之五十暂发，余款年底视税费征缴情况来定。村级干部、干事工资已拖了两年分文未付，教师工资是按百分之八十发放的，差额百分之二十部分几年来没明确的说法。如此每月工资缺额仍有一万以上，这就得全靠各种老百姓很反感但已经习惯交纳的乱收费来支撑。当然，乡长及几个主要领导的工资暂按教师工资的支付比例即百分之八十发放的。即便如此曲羽现在的工资也不高，仅三百七十四元。自从买了住房，他已囊无余钱，三百元能生活吗？他几乎以为贺昌不明真象地陷害了自己。想而又想，想到辉煌还在后面，就安然接受了。
这里书记是老大，但由于书记年龄大了，想法比较超脱，放手放权，他能在这里找到一点老大感觉。尤其是这里配有小车、司机、秘书，让他感到莫大的荣誉和满足。
逐渐地，曲羽才搞清楚，这个贫困的小机关里，并不是风平浪静的。自从乡长王永和重病缠身后，机关里几个副手都在为能够获得“万人之上”的快感暗中互相踢脚，几乎成了仇人。他的到来，无意中化解了几个副手之间的敌视情绪，但矛盾的焦点又集中到了他的身上。分管财税副乡长黄为国曾经多方活动，是最有希望接任乡长的人，曲羽的出现，使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暗地里，他对曲羽又忌又恨，现在他正在全力以赴，谋求升到别的乡镇或到区里工作，跳出这个穷地方。
黄为国是个三十多岁的矮个子，很瘦，爱抽烟，也许是烟烤干了他体液的缘故。他不知从什么途径得知曲羽是原中宁酒厂贪官曲商的兄弟，于是他用尽浑身力气悄悄地把消息在机关里传播，把它当成对曲羽的一种解读。然而，没多久，他打听得另一个更隐密的、鲜为人知的消息：区里考虑到现任书记工作多年，没有功劳有苦劳，准备明年安排他到区人大，怡养天年。于是他根据普渡主要领导变更的规律推测，届时曲羽极有可能继任书记，而乡长一职是谁？还可以斟酌。考虑到此处，他立即修改策略，首先除在区里继续跑关系的力度不减，再者把对曲羽的敌意藏起来，至少改成暗倨明敬。因为到时候，曲羽的话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的。一天晚上，他甚至带着妻子往曲羽的新居来串门了。
黄为国的夫人，是在镇上做小百货买卖的，常烫个卷心菜发型，肥滚滚的身子很矮。也许她特别崇尚以胖为美，所以她爱穿着那件使她显得更加臃肿的紧身旗袍。如果忽略其四肢，她的整个身子加上头部，就象一个变形数字——胖墩墩的“8”。暗地里，她总怀疑自己有些丑，因为嘴有点大，头发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