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文献：南史·齐纪下·废帝东昏侯》：“武帝兴光楼。上施青漆，世人谓之‘青楼’。”唐李白《宫中行乐词》之五：“绿树闻歌鸟，青楼见舞人。”
清代袁枚《随园诗话》中说：“齐武帝于兴光楼上施青漆，谓之青楼”，并指出：“今以妓院为青楼，实是误矣。”
可见，“青楼”原先乃是帝王之居。故三国时曹植有诗云：“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青楼”两种意义仍参杂错出，甚至有一人之作而两意兼用的例子。如韦庄《贵公子》“大道青楼御苑东，玉栏仙杏压枝红”，与大道、高门相关，而与艳游、酒色无涉；而《捣练篇》“月华吐艳明烛烛，青楼妇唱衣曲”，则指妓院。
宋元时期宋、元以降，“青楼”的偏指大行于世，反而成了烟花之地的专指，不过比起平康、北里、章台、行院等词更为风雅。作为上等妓院，青楼中的妓女，一般是艺妓，也有色艺双绝，两种服务都提供的。但无论如何，吟诗诵词、弹琴唱曲，仍是最主要的节目。
她们中间不乏才华洋溢的诗人、说唱文艺家和戏曲表演艺术家，如薛涛、张窈窕、严蕊、周月仙、张玉莲、马湘兰、陈圆圆，柳如是，董小宛……宁宗一先生在为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所作的序中指出：“她们在中国文艺史上无疑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世界文艺史上，这倒也是我们中国的一大特异贡献。”
官妓与私妓最早发明官妓的，是春秋时齐国的宰相管仲。他设置了拥有700名妓女的国家妓院。无独有偶，与管仲时代差不多的古希腊雅典的政治改革家梭伦，也开设了国家妓院，目的一是满足青年男子的要求，二是保护良家妇女不受骚扰。而管仲的妓院作用更大。
一是通过税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二是有利于社会安定，三是吸引大量人才，四是送妓与敌，兵不血刃。管仲的发明很快被其他各国效仿，一时官妓大兴。
官妓中有一种专门为军队服务的，叫做营妓，最早的发明者是越王勾践，而正式成为制度则在汉代。汉代以后，家妓兴盛起来，到南北朝达到顶峰。家妓的地位处于妾与婢之间。妾是满足主人肉体之需的，婢是端茶扫地，铺床叠被的，而家妓的作用是为主人提供艺术服务的。
家妓普遍受到严格的艺术训练，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最高的艺术水平。中国的音乐舞蹈不但是她们发扬光大的，也是她们传续下来的。但不论官妓家妓，都没有人身自由，主人对她们可以任意买卖和杀戮。
随着商业的发展，都市的繁荣，在官妓、家妓之外，出现了个体营业的私妓，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青楼妓女。私妓在先秦已经出现，到六朝时开始活跃，至唐代走向兴盛，一直持续到宋元明清，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一大奇观。
私妓可分两类。一类是向政府正式注册登记，隶属教坊的，叫做市妓。另一类无照营业户，是名副其实的私妓。私妓的艺术修养不如官妓和家妓，她们接触的社会面比较宽，文化构成也比较复杂。所有这些，都使得青楼文化充满了变幻多姿的色彩。所以说一种是指古代富家女的住所，另一种便指妓院。
青楼文学说
古人给风月场所想了一个美丽的词：青楼。关于爱情，关于性欲，关于道德，这几项可以说是文学最基本的主题之一，而这几个最基本的主题可能通过妓女这一特定的角色而聚合在一起，因此文学从来都对妓女给予特别的青睐，古人还专门将这样的文学命名为“青楼文学”。
青楼似乎是古代文人除了庙堂、家庭、江湖以外必不可少的寄托之所，少了青楼文学，传统的文学大概就少了很多的韵味。有人做过统计。《全唐诗》将近5万首中，有关妓女的达2000多首，约占1/20。自从新中国成立，彻底消灭了卖淫这一丑恶现象之后，青楼文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文化土壤，但是，随着近些年某些地方的繁荣“娼盛”，妓女逐渐成为了当代小说中的重要角色。最近出版的《小说选刊》第10期，就有三篇小说都涉及到妓女和卖淫的生活，一篇是石钟山的《一唱三叹》，一篇是阿宁的《米粒儿的城市》，一篇是乔叶的《解决》。这也许只是一种巧合，但也足以说明作家们对这一社会现象的关注程度。
卖淫现象自从在上个世纪80年代死灰复燃以来，至今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据专家估计，在全国范围内，目前商业化性质工作从业人员约为400万人。放眼今天城市的街景，在灯红酒绿、雕梁画栋的背后，涌动着的是不可扼止的欲望。所不同的是，古代的青楼是公开的，今天的青楼是变相的，也许就藏在那些装潢艳丽的洗浴中心、歌舞厅、发廊等等场所的里面。这种社会现实的顽强存在，就在一点点地腐蚀和瓦解社会的道德精神世界。新青楼文学就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展开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青楼文学是一份及时的社会档案，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性交易现象。这也正是今天的新青楼文学与传统的青楼文学的最大的不同所在。有人概括传统的青楼文学是一种诗化的青楼、浪漫的青楼。但对于今天的小说家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