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她的父亲在全国教育界很有影响，尤其是在伦理学研究上知名度很高。她的父亲一边教课，一边主持创办湖南大学。辛亥革命前，他和好友章士钊就曾酝酿过创办湖南大学。归国后不久，在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余归国后对教育之所感》中，又提出创办湖南大学的设想。1916年底，北洋政府成立了“湖南大学筹办处”，由她的父亲主持其事。
然而，由于经费困难，湖南大学的筹建工作一波三折。1917年，章士钊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馆长，兼逻辑学高级讲师；他向校长蔡元培推荐她的父亲到北大出任伦理学教授。蔡元培同意，函邀她的父亲前往北大执教。此时，她的父亲早对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倒行逆施不满，又向往北大的民。主自由学风，接到蔡元培的邀请后，便欣然应聘。1918年6月初，他举家迁往北京。
临行前，他、蔡和森、萧子昇、罗学瓒、张昆弟、陈昌、已改名为向警予的向俊贤、陶毅、蔡畅等人前来送行。她看见他们，心里依依不舍，怅然若失地说：“我们到了北京，只怕难得见面。”
说罢，她望着即将分别的他，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仿佛在期待着什么。
但是，众目睽睽，他没有说什么。
上车时，她又说：“我真想留在长沙，和你们在一起。”
向警予说：“到了北京后你可要多来信，报告好消息啊。”
她若有所指地回答：“你们要记得我！”
“你也要多写信和我们联系呀！”这时他会意地回答，“我们会想着你的。”
到达北京以后，她的父亲住在鼓楼附近的豆腐池胡同9号。
在北大，她的父亲负责讲授两门学科，一门是“伦理学”，这是本科的必修课；一门是“伦理学史”，这是选修课。他讲授伦理学用的教材是德国人鲍尔生写的《伦理学之根本问题》。这本书是他自己从日文翻译过来，并由北京大学出版部正式出版。他讲的《伦理学史》，则主要是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吉田静致的《西洋伦理学史讲义》。在长沙期间，他把这本讲义译成中文，当作高师学生的教材，但是没有翻译完。此书1919年北大出版时稍有添补。1920年他逝世以后，又曾经再版。胡适在再版的《跋》中，对该书作了很高的评价。
豆腐池胡同在鼓楼后面，9号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她的父亲在门上仍挂着一块铜牌“板仓杨”。
来到北京后，她哥哥转入北京汇文学校就读，她仍然在家。
这时她已经17岁了。母亲向氏为她做了一件杏花绸的薄棉衣，一件漂亮的浅灰色绸料夹衣，她不穿，给了嫂嫂李一纯。妈妈想给她打几件首饰，她也不要，笑说母亲是“俗人之举”。
在北京，她没有改变以往在长沙时的习惯，她不讲吃，不讲穿，不追求个人享受，仍然穿着粗衣布裙，梳着普通的蝴蝶头。她无意于京城的繁华、古建筑的美好，却非常关心时局的发展。
时代在向前发展。这时的北京大学成为了新思潮的会聚地点。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常到这里讲学，宣传革命道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刊物到处都是。
她认真阅读这些刊物，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新知识，吸收各种新思想。
但是，在北京的日子里，她又总是觉得像缺少了什么似的，常常怀念起在长沙的那些难忘岁月。究竟缺少了什么呢？她开始还不甚明白。后来，她才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家里缺少过去那种生气勃勃的讨论会，北京缺乏长沙那些谈得来的朋友，在学习上，也没有像他这样的兄长做老师。于是，在家里，她更加拼命地看书学习，以求摆脱孤寂无朋的落寞。
然而，每当她碰到新问题，百思而不解的时候，便又禁不住想起他深入浅出地为她剖析疑难的情景，突然之间，她有一种感觉：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刻！他铿锵有力的谈吐、和蔼可亲的面容、高瞻远瞩的议论，犹在她的眼前耳边，立即，她又精神一振。
有时，读书感到疲劳了，她合上书本，用手支撑着下颌，不禁在想：“要是他能到北京来，该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