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木木一个圈拱，朗声说道：据我所知，这个曾巩论国用应是元丰三年（1080）十一月的事，就是上个月的事，现已过去多日，对于现在大宋的人来说，曾巩之言，堪称真知灼见。确实，文章不错，并且，以理服人，以数据说话，这个直龙图阁曾巩上书论国家财政问题，言之有理。
这个曾巩他认为从古至今国家的财政开支总是有计划的，都是节省开支，使国家财政收支达到平衡，如果无限制地支出，即使国家财政收入再大，也会出现财政危机。宋朝建立后，与民休养生息，注意财政收支平衡，因而虽然人口逐年增加，但国家财政一直绰绰有余。他举例说宋真宗景德年间，全国总计七百三十万户，垦田一百七十万顷，宋仁宗皇祐年间，全国一千O九十万户，垦田面积二百二十五万顷；宋英宗治平年间全国一千二百七十万户，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全国财政收入在皇祐、治平年间都超过一亿万以上，财政开支也在一亿万以上，收支相当平衡。景德年间全国官员总数为一万余名，皇祐年间二万余名，治平年间二万四千余名，比较而言，官员人数增加一倍有余；景德年间国家郊祀之费六百万贯，皇祐年间达一千二百万贯，治平年间一千三百余万贯，比较起来，郊祀之费也增长了一倍多，足以说明皇祐、治平年间国家财政支出过多。因此曾巩建议宋神宗节省那些不必要的财政开支，裁省冗官，使之达到景德年间的标准，同时在其它部门也照样实行节省开支的办法，这样国家财政危机就会得以缓解，更何况宋朝是历代以来财政收入最多的王朝，倘若开源节流，国家一定比前朝更为富庶。因而他建议宋神宗以节省国家财政支出为当务之急，同时他还认为节省开支是理财的最关键的环节，而现在一些空谈理财的政治家却未能达到这一步。他还举出冗官为例，以自己任职的三班院来说，宋初三班院吏官员仅有三百人，甚至还不到这个数目，宋真宗天禧末年却增至一万一千余人，而且还在继续增加。这样无限增加下去，势必造成冗官之患，依此类推，其它部门也是如此，倘若陛下留意这些情况，国家财政自然会好转的。
王木木象研究生答辩一样，搁下碗筷，整了整思路，继续宏论了：王爷不耻下问，卑职不敢自私，苍促之间，抛砖引玉吧，语句粗陋，万望恕谅。王爷，对于曾巩的言论，我的态度，第一，表示支持，当下，该节约处当节约。曾巩所言之冗官之患，确是浪费，这不仅是大量浪费了朝廷的俸禄，更因人多而造成的人浮于事而使办事效率低下、互相推诿、甚至趁机构陷等，这就大大的损耗了大宋官家的形象、大大的损耗了皇上的形象，这种损耗造成的浪费，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当国家面临国难时，这种损耗的恶果就可能让领导者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所以，本人对曾大人的明察万分敬佩、对曾大人的直言万分赞赏；
第二，节流固然重要，开源更加重要。曾大人的文章主要都是在反浪费，就是在提倡节流，但本人认为，节流固然重要，开源更加重要。在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况在《富国篇》中阐述富国的策略，若要国家富强，就要爱护百姓，在收支上开源节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去发展生产，国家才能富强。如果不顾生产，只顾浪费物资，百姓就会十分贫困。所以“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荀况的这些话很有道理，在经济学上，有一个千古不易的致富秘诀，那就是「开源节流」。即开辟财源，节约开支。曾大人藏宝了，他只说了一半，藏了另一半；他只说了第一步，保留了第二步。
王木木继续说：一个人也好，一个家族也好，一个城市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在其的生涯规划里，不能少了「开源节流」。创新一种事业，先要评估，在这项事业上我能开源节流吗？甚至国家政府一年高达数百万贯的预算，也不能只是把他当成纸上的数字，而是需要有人在实际情况里，例如负责会计室和经济部的人，要能确实有一套开源节流的方法，政府的各部门才能顺利运作。
开源节流的方法很多，从个人言，有的人在家中的庭院里，种上几棵蔬菜，偶尔锅中所煮，不必花钱购买，这是他「开源节流」的所得；有的人从山边引水到厨下，无须动用自来水，一年也能节省不少开支。团体里人多，每日垃圾量大，如果能够加以分类，不但减少处理垃圾的搬运费，还能资源回收，增加一笔额外收入呢？
开源节流不一定只限于经济能源上，平时多结交一些朋友，多用心担任义工，多培养与别人互动的因缘，这也是社会人际关系的开源节流。
购买东西，分期付款，这是开源节流；不用的物品，能省则省，少了堆置的拥挤，多了空旷的简朴，这也是开源节流的良好习惯。甚至于对自己不当看的东西不看，免得视力疲倦；不当听的语言不听，免得听出是非烦恼；不当做的事不做，免得造业；不当想的不想，免得心烦意乱，这都是身体的节流。
此外，身体也可以开源。当看的人，不但要看，还要行注目礼，而且要看出个中的所以然来；当听的，不但听懂，而且要听出别人话中的弦外之音；应该想的，不但要思惟前后、左右的因果关系，而且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