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大楼，金庸办公室里，金庸的大班台上放满了书和文稿，墙壁周围也全部都是拉牛牛柜中整整齐齐地装满了各种书籍。
金庸端坐在大班椅上，神情严峻地注视着他对面的两个人。他左手边放着5本书稿，右边却是拿着一本明报出版社曾经出版的《七杀》。
在金庸的对面，坐着沈宝新和潘粤明。沈宝新与金庸年龄相仿，都是40岁出头，他是《明报》的另一股东；而潘粤生却还只有30多岁，他是《明报》的主编。这两个人是《明报》的重要人物，也是金庸的左臂右膀。
“我花了6天时间，终于拉牛牛。以我的眼光来看，这五本书的作者，就是《七杀》的作者！我想，这决不会错！”金庸讲话很慢，似乎每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
潘粤明也感慨地说：“我早就读完了这5本书稿。呵呵，这5本书无疑都是宝贝，我们《明报》和明报出版社又有得赚了。”
“问题是，我们该给这个‘唐嘲’多少稿酬呢？连同《七杀》的稿酬与版税一并给他吗？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沈宝新似乎有点担忧什么，他叹息一声道：“宝贝是宝贝，但是这宝贝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太昂贵了。其实，我也看出来了，《七杀》的作者就是唐嘲。他……现在是来向我们讨债来了。”
金庸沉吟了一会儿，然后又慢条斯理地说：“该还的，终究是要还的。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明报》发展这么迅速，这本《七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沈宝新和潘粤明都不说话了。他们的思绪仿佛回到了几年前。
1959年5月，金庸出资8万，沈宝新出资2万，共同创办了《明报》。《明报》创刊初期，沈宝新管营业，金庸负责编务，潘粤生作他们的助手。尽管他们不断更改副刊内容，改变新闻路线，金庸更是抱病撰写《神雕侠侣》，但是《明报》还是一步步滑向“声色犬马”之路，销量在千份之间起伏，第一年就亏空严重。《明报》的老员工都记得他当年辛劳的身影，一方面经常要通宵写稿，另一方面又为经济问题苦恼不已。有一段时间他要靠典当来维持《明报》。
6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的政治变局为金庸的出人头地提供了机会，金庸拯救《明报》也靠的就是这个时候的社论，特别是1962年“难民潮”事件的报道社论，。1962年，受“大跃进”影响，内地有大批人员偷渡香港，被香港警方堵截于上水梧桐山。由于事件敏感，《大公报》、《文汇报》等报都不予报道，《明报》却“莽莽撞撞”，大声疾呼，从是年5月12日起，几乎每天都作头版全版报道。
也就是在那时，在梧桐山上，一个难民交给金庸一本叫做《七杀》的手抄本。金庸连夜拉牛牛之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果断出版《七杀》。
也许《七杀》是大陆头号“**”的缘故，《七杀》一经出版，3万册在香港3天时间就销售一空。他们接着印刷了好几次，把《七杀》销到了台湾、南洋。然后又翻译成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及日文，向全世界销售。
《七杀》一本书就让《明报》赚得盆满钵满。《明报》迅速走出困境，并且得到了飞速发展。五年间，《武侠与历史》杂志、《明报月刊》、新加波和马来西亚的新加坡《新明日报》、《明报周刊》、《明报晚报》、《野马》杂志和《华人夜报》相继创刊。1966年下旬，《明报》通过银行按揭，用六百多万元买下了位于北角的全幢共九层的南康大厦，并改名为明报大厦。一时间，《明报》成为了香港举足轻重的一家传媒企业。
“老查，按照《七杀》的销量，再加上这五本小说，我们至少要付给唐嘲200万啊。而我们刚买了这幢大楼，创刊了《华人夜报》，资金方面有些吃紧啊。”沈宝新忧心忡忡地说：“这个唐嘲，早不来，晚不来，偏偏选择这个时候来……”
金庸思索了一会儿说：“我们现在银行里不是还有几百万吗？我想还是还给人家吧。”
沈宝新大摇其头道：“老查，那不行的！那几百万都是有计划的，你知道的，还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投入到了股市里面去了……”
“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金庸当然知道那些资金的用途和去处，所以他打断沈宝新的说话。
沈宝新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轻声地说：“唐嘲刚来香港，对香港出版业并不熟悉。我们随便给他几个钱就是了。我想，我们用不着这样算得清清楚楚。”
作为《明报》的高层，潘粤明摇头道：“我认为这样不妥。唐嘲能够把五本《七杀》系列小说让给我们，就说明唐嘲很看好我们《明报》。谁都知道，这五本书是可以赚大钱的，如果我们给低了，他完全可以找其他出版社。而且，我们这样做，对《明报》，对老查的声誉都有莫大的影响。”
“如果我们做得巧妙一点，我们的声誉就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了。至于这五本书，虽然可以赚钱，但是，决不会再想有《七杀》那么赚钱了，我们……不要也罢。”沈宝新似乎已经经过了深思熟虑，他早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