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伤感过甚，等过了一段时间，这位朋友看到许多专制残民的事实以后，又说：曩读独秀君之论，曾不敢谓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也。”
李寿昌继续道：“世人于一枝君之文，赞可与否，似皆误解，而人心所蒙之影响，亦且甚巨。盖文中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致使我的朋友欲寻自觉之关头，辄为厌世之云雾所迷，此际最为可怖…………”
李寿昌对陈一枝的批评是相当委
婉而温和的。
“不不不！”不等他说完，陈一枝忙止住道，“我那一篇文章论证爱国心与自觉心，最后得出如此的结论：亡国无所惜，亡国为奴，何事可怖，中国人在殖民主义者统治下当亡国奴，也比在当时中国做一个国民好，这显然是伤害了民族感情，理应受到诘问叱责。”
江山真是好奇的不得了，问道：“一枝先生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说了些什么呢？”
这是当年的大事件，很长一段时间都牢牢的占据各大新闻版面的头条新闻。江山竟然不知道？
江山总是很多方面让人震惊，但是却对这种常识一无所知。
瞿恩为江山做了解释。
陈独秀在当年的这篇文章里，首先指出“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
然后，他分别对爱国心和自觉心作了阐述，并指出中国人与欧美人对待国家的两种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中国人把国家看作“与社稷齐观”，爱国与“忠君同义”。而人民不过是那些缔造大业、得天下者的“牺牲”品而已，并“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欧美人看待国家与中国人不同。他们把国家看作“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这才是立国的精神。所谓“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那么“爱之也愈殷，其愚也愈深，”“爱国适以误国。”
所谓自觉心，除了懂得立国的目的，还要了解自己的国家在当前世界政局中所处的“情势”。“不知国家的目的而爱之者”，如现在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人、日本人，他们的爱国心“乃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也”，这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者”，如朝鲜人、中国人等“皆是也”。现在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而中国本身却法日废、吏日贪、兵日乱、匪日众、财日竭、民日偷、群日溃，“政纪至此，夫复何言。”即使换一批官吏上台执政，“取而代之者，亦非有救民水火之诚，则以利禄毁人如故也”，依然是敌视异己，耀兵残民，漠视法治，紊乱财政，奋私无已，“殆更有甚焉。”总之，“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
陈独秀对政府及其官吏进行了一番鞭挞之后，又进而论证“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更为严重的是“民无建国之力”。
“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有人说：“恶国家胜于无国家。”陈独秀却认为“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谓予不信，试看中国的大地上，“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
因此，一旦“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
“亡国为奴，何事可怖。”这并非是没有爱国心，而实在是国家“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
听到这里，江山不禁笑了。嘴角向下的苦笑。
“诘问叱责”并不能代替科学的分析，“宁复为人，何物狂徒”的怒骂，也无助于了解陈一枝为什么竟然“敢为是论”。
十年前陈一枝在主办《安徽俗话报》的时候，他满怀爱国热忱，向人民大声疾呼，列强要“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号召大家赶快“振作起来”，保家卫国，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现在时隔十年，他的思想好似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竟然发表了亡国“无所惜”的意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难道陈一枝真的愿意当亡国奴吗？
十年前，初出茅庐的陈一枝，他的思想基调是救亡图存，反帝爱国。
十年后，如果说陈一枝的愤激情绪是软弱性的曲折的反映，必须指出他是以一种迷惘悲伤的情绪。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可谓瑕瑜互见。愤时疾世与悲怆迷惘的情绪，无条件地倡导资产阶级民主和对它的美化，积极的基调与消极的结论，掺糅在一起。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使人们深切地感到陈一枝为追求民主而激烈跳动的脉搏。
这与现代网络中那些日夜盼望美帝王师来“解放”中国生活在“专制”下的民众，无限崇拜西方“民主”的“精英”是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