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枝兄，是不是你怂恿学生们去西北的？”胡适抱着讲义进北长的办公室的‘门’就说:“今天课堂上又少了几个学生。”
陈一枝笑笑:“我绝对没有！”
“不是最好。”胡适板着脸说:“学生就该读书！少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虽然不是我怂恿的，不过我支持他们。”陈一枝说:“王阳明说‘知行合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在北长的办公室里，一下子变得剑拔弩张，《新青年》同仁们互相‘交’换眼神，一时不知道怎么化解。
沈尹默睁大眼睛，忽然问陈一枝：“这里有篇文章，大家快来看看，‘复王敬轩书’，这王敬轩是谁？”
“玄同呀！”
“那‘记者’是你么？”沈尹默又问，依然是吃惊的神‘色’。
“是半农呀！”这回，陈独秀注意地瞧了一眼沈尹默。
沈尹默惊喜地大笑起来。
“原来二位演了一台‘双簧戏’哈哈哈！”
周树人依然坐在屋角，独自‘抽’着烟。他望着洋洋得意的钱玄同和刘半农，嘴角‘露’出了由衷的微笑。说心里话，他很为这些朋友打了一次大胜仗而高兴呢。
胡适的脸‘色’却有点僵，他不悦地问：“一定又是半农的主意？”
他对刘半农出言不逊也是事出有因。前不久刘半农曾在一位法国教授前大谈音韵，碰巧对方是位音韵学家。一反驳，洋相就出大了。胡适为此曾经笑话过他。
陈独秀大包大揽地说：“这样制造一些气氛，也未尝不可。”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展开之时，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高扬文学革命的大旗；1918年开始，《新青年》全部采用白话。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发表大量言论，以极其‘激’烈的态度和言辞把文言文的危害说得触目惊心，他们从不同角度，‘精’心论证和大声疾呼废除文言倡导白话是文化上的当务之急。
新文化闯将的对立面，也就是旧文化人物对此是怎样回应的呢？很意外，尽管胡适、陈一枝、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要废除的是在中国传承千年、作为传统文化载体和主干的文言文，当时却并未‘激’起多大反响，大家想象中的守旧派“痛心疾首”、“如丧考妣”的蜂窝被捅状况并没出现，只有几位新文化闯将在自说自话。
这一半可能因为那时帝制既往，民国建立，尚新、求变、批判传统是文化界主流思‘潮’，新文化的反对派们心虚气短，不敢吭气；一半可能也是他们对文言文的生命力有足够信心，不屑于跟这几个喝过几年洋墨水就忘了自己是谁的后生对阵。
因此，当时尽管新派人物不遗余力“妖魔化”文言文，却并未‘激’起多大反响，只有几位新文化闯将在自说自话、对空挥拳，“废文言倡白话”这一文化史上的重要观点在社会上几乎没有影响。
沉寂冷清让新派人物大大着急，他们才想出了这么一个十分超前的创意：由钱玄同和刘半农演一出双簧，一个写反对白话文的文章，另一个写驳斥的文章，在报上展开论战，以吸引社会注意。
如果江大帅在这里，一定会拍案叫绝的！
江大帅所在的那个时代盛行于媒体的“炒作”，在百年前，新派人物们就已经想到并成功使用了。
胡适见又是陈独秀自己的意思，今天本来闹得有点僵，也就不好多说，但想了想还是谈了点看法：“我觉得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所为。外人知道了，也会笑话《新青年》的。”
刘半农有些不服地说：“我们还不是为了集中火力以林纾为活靶子，逗引林纾上阵反驳，改变我们的新派观点抛出后如泥牛入海、毫无反响的尴尬局面。”
“怎么选的他？”有人问。
“之所以选中林纾来充当这个倒霉的角‘色’，就是因为林纾名头大呀！”钱玄同说。
刘半农补充道:“除了其翻译小说在中国青年读者中风行，更重要的是，他是出‘色’的古文家，他现在已出版《畏庐文集》、《左孟庄‘骚’‘精’华录》、《韩柳文研究法》、《畏庐续集》、《‘春’觉斋》、《左传撷华》、《论文讲义》、《文法讲义》、《文章流别》、《文学史》等术着作。在当今文化界，不论是创作还是研究，林纾都可谓是头号古文大师树一个文言文上最牛的人为靶子来攻击，最能扩大‘废文言倡白话’的影响。”
“辜鸿铭的名气更大，古文造诣更深，更顽固。”
“你觉得辜鸿铭会出来应战吗？”
辜鸿铭是民国文化界有个铁杆守旧的名人。此公出生于马来亚，留学于德国，曾在北洋军界供职，妻子是日本人，因此有“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奇异经历。他‘精’通九种外语，所以尽管思想上顽固不化到宣扬多妻制比一夫一妻制好的程度，还是被采取“兼容并包，思想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