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拜师以来，周侗就变成了岳飞的一个引路人，无论是生活的细节、社会的经验、武功的修炼、等等，无不尽心尽力，倾囊相授。
岳飞还真没有想象过，没有师傅周侗的日子是怎样的。
在完颜兀术精心准备之下，这次的营救行动彻底失败了。
不但人质没有被救出来，反而折损了几个最重要的亲人：无论是养父周侗、岳父李文书、还是飞天神猪江振子，都在岳飞的生命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岳飞往宗泽的大营赶路，心里却是空荡荡的，一片惘然。
前路在何方、该何去何从、等等，太多的东西需要岳飞自己去思索，去决定。
回到宗泽的大营，岳飞把营救行动的经过粗略地讲了一通，便辞别了宗泽，带着兄弟们回岳家庄去，给周侗等人立衣冠冢，丁忧守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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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钦宗皇帝只留下了一句：“朕不用种师道言，以至于此！”，便与老皇亲徽宗天子一道，北去金国，度过悲惨的下半生。
结果是，原来老赵宋家的大地上，法统流失，百姓无首。
从传承的角度来讲，留在开封府汴梁城的大楚政权最为正宗：因为完颜兀术灭了北宋，又把钦宗皇帝的传国玉玺留给了大楚的第一个皇帝-张邦昌。
但问题是，张邦昌并不愿意当这个傀儡皇帝。
《宋史》卷四百七十五中有以下记载：
“邦昌僭位，首尾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出呼见群臣，不称朕。面奉由内降则曰“中旨”，宣示四方则曰“宣旨”，手诏则曰“手书”。
至于禁中诸门。悉行缄锁，题以臣张邦昌谨封。大抵似不敢僭逆。惟王时雍附会其心，以真主事之。
方金人初欲立邦昌，时雍先著名列状。后邦昌入，时雍专主其事，颇有德色。每于邦昌前言事，则曰“臣启陛下”，邦昌屡斥之。
结果。当金兵一撤走，张邦昌马上派出使臣谢克家带着传国玉玺赶到前北宋王朝的南京应天府，恭请康王赵构前往继承皇位。
与此同时，张邦昌还恭请元祐皇后在康王到来之前先垂帘听政。暂时主持着汴梁城的大局；而自己则以太宰的身份退到内东门资善堂居住，继而又亲自赶到南京应天府去，痛哭请罪。
《宋史》卷四百七十五中有以下记载：
邦昌寻遣谢克家献大宋受命宝，复降手书请元祐皇后垂帘听政，以俟复辟。书既下。中外大说。太后始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
邦昌以太宰退处内东门资善堂。寻遣使奉乘舆服御物至南京，既而邦昌亦至，伏地恸哭请死，王抚慰之。
所以。张邦昌胆小怕事，自废武功，从来没把自己当做皇帝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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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大宋王朝在金兵控制之外的唯一一个合法继承人，康王赵构的合法性和认授性是最大的，在民间也得到最多人的认同。
但是，康王赵构依然不敢就此称帝。
离开东京汴梁城后，康王赵构曾经多次收到钦宗皇帝的蜡丸密旨：有让他成立大元帅府的，有让他尽快入京勤王的，也有让他原地等待消息的，等等。
奇怪的是，那么多的密旨，偏偏就缺少了一张传位圣旨。
其实在金兵攻陷汴梁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到被押送进入青城寨斋宫之前，钦宗皇帝依然享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安排很多的事情。
然而，由始到终，钦宗皇帝都没有再给康王赵构添加任何一个身份。
也就是说，直到目前为止，康王赵构的合法身法，依旧还是宋朝的天下兵马大元帅；而康王赵构唯一的职责和任务，就是要去攻打金国，把徽宗和钦宗两位皇帝给抢夺回来。
假如康王赵构想要更进一步，从法理上说，也是一个窃国大贼。
所以，当金人撤兵，二帝北归，张邦昌称帝的消息传来，汪伯彦等身边的文官多次劝说赵构登基，而康王赵构就是不为所动。
因为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康王赵构收到宗泽老帅的一封信，信中如此写道：“人臣岂有服赭袍、张红盖、御正殿者乎？自古奸臣皆外为恭顺而中藏祸心，未有窃据宝位、改元肆赦、恶状昭著若邦昌者。” 《宋史.宗泽传》
信中的内容虽然通篇都在指责张邦昌，但是“窃据宝位、改元肆赦”这八个字放在这里，赵构很难不感受到脊背生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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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子牙在《六韬》中有一句明言：“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
赞同这句话的仁人志士，在当时北宋末期的乱世中，并非少数，其中最为有名的便是洞庭湖的钟相。
金国撤兵不久，种相便在洞庭湖建国，国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