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正当山东军民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取得节节胜利时，日寇停止了正面战场上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集中5万人的兵力和重武器，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敌人采取铁壁合围战术，疯狂地实行“三光”政策，给根据地军民带来巨大灾难，形势异常严峻，敌人的远程火炮能打到根据地边沿，有人形容说根据地“一枪能打透”。我军针锋相对，在扫荡开始阶段，突破合围，跳出包围圈，然后以小部队为单位，把战火烧到敌人后院，内线外线共同作战，叫扫荡的敌人首尾难顾，最终被击败。
一连奉命连夜插入敌占区，赵兴元时任这个连的一排长。排里以班为单位，在敌人开始扫荡前，用老乡的铁锅烤了馒头干和窝窝头，装满自己的粮袋。经过一夜急行军，全连西行90余里，来到敌我边缘区，在芋头地村潜伏下来，待机突围。行军前，赵兴元仔细地检查排里每个战士的鞋袜，为防止急行军磨脚打泡，他叫战士把新鞋用石块砸软，砸平，把袜子里外的针线头都磨平磨光，他还为战士示范，教他们用黄草伪装自己，上级一声号令，全排立即卧倒在地，敌机即使飞到树头子那么低，也难以发现。
芋头地村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赵兴元所带的一排26名战士全都挤在一个房子里，睡在地铺上。赵兴元是排长，睡在最靠门的地铺上，有了紧急情况，便于应对指挥。
在芋头地村待机的第三天，夜间2时左右，设在村南的岗哨报告，隐约听到远方有马蹄声，敌骑兵正向我方驰来。连长南方安果断地命令按原计划突围，战斗序列是一排、连部、二排、三排。赵兴元亲自带领尖刀班走在最前面，枪上刺刀，手榴弹揭盖，隐蔽而机警地为全连开路。
敌人从南向北拉网合围，一连从东向西突围。赵兴元瞅准机会，带着尖刀班和一排，利用敌人尖兵和其大队之间的空隙，飞快地冲出包围圈。后面的连部和二排、三排虽然与一排相隔不算远，却因为日军行军速度很快而无法跟进，只好转道于右侧沟底冲出封锁。
一排此后与连部失去联系，一段时间内只好在敌占区单独活动。那时，一个连单独作战，连长被称为“连司令”，赵兴元的一排独立作战时，也就被称为“排司令”了。
天蒙蒙亮时，一排进入一片低洼地，赵兴元仔细地观察地形，低洼地内除了一尺半多高的蒿草以外，再也没有可利用的隐蔽物，灰蒙蒙的天际下，设在高地上的日军据点和碉堡十分显眼。转移已经来不及了，稍有行动就会被敌人发现，全排立即就会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赵兴元当即决定，就地隐蔽。他让战士们躺在草地上，用杂草盖住身子，一动不动，他自己穿上便衣，伪装成当地老百姓，佯装割草，暗暗观察周围敌情，随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
躺在潮湿、闷热的低洼地草丛里，隐蔽在敌人的枪口下，一排战士忍受着蚊虫叮咬和潮气的侵袭，连大小便都不能翻身，心弦绷得紧紧的，一直坚持到天黑。天黑前，赵兴元已经看好了撤退路线，等到天完全黑下来，便把队伍带出低洼地。
几天后，随身带的干粮吃完了，一排就在夜幕中到老乡家借粮吃饭，吃多少粮、菜，烧多少柴草，都由赵兴元给老乡写条子，以后由政府解决。
夏季的蒙山疟疾流行，一排的26名指战员中有25人患病，个个发冷发热，出虚汗，口渴头痛，浑身乏力，有些人得叫别人架着行军。赵兴元的病情尤其严重，疟疾每天至少发作两次，整天迷迷糊糊，走起路来东倒西歪，脚下又像是踩在棉花上，枪都得让别人帮他扛着。他是半个月前才当上排长的，带着这样一个病号排，在地形不熟、没有向导、危机四伏的敌占区里，配合内线反扫荡，经常袭扰敌人，他觉得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
赵兴元从参加八路军那一天起，就不断受到党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在他要求入党和当班长期间，更是从指导员和连长身上学到不少做战士思想工作的本领，加深了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自己就是在党的这种教育过程中立场越来越坚定，战斗越来越勇敢的。他感到在目前这样极其严酷的环境下，要想人心不散，战斗力不减，只有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帮助大家树立起坚持斗争就一定能胜利的信心，才能战胜困难，迎来曙光。因此，他经常召开党员会议，要求每个党员发挥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进行“一帮一”、“一带一”。他每天与副排长和三个班长开碰头会，随时掌握全排动态，发动大家分析敌情，应付突发事件。他认识到，在与上级首长和大部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自己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旺盛斗志，做出表率，把战友安危放在第一位，才能团结和带领全排独立作战，完成任务。这场大扫荡，对于他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所以病情发作最严重的时刻，他不断地提醒自己：“挺住，挺住，千万要挺住！”
就这样，赵兴元带领一排战士每天昼伏夜出，每次转移都由轻病号抬着或架着重病号走，只要有机会，他们便会积极袭扰日军后方，作战10多次，打得鬼子晕头转向，不得安宁，有力地支援了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