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部部长鲁尚书把薛廷臣叫去专门谈了话。
任命通知拟好以后，在县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打印。
打印文件的时侯，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顾庆池看见了。顾庆池是县革委分管计委、物资站的副主任。他让办公室的同志把文件先不要发，暂时压几天。
顾庆池从办公室出来后，立刻找到当时分管组织工作的县委副书记秦青荣，他对秦书记说道：“我想把薛廷臣调到县物资站去。”秦青荣回答道：“这事还得常委研究，你得找魏书记。”顾庆池扭过头就去找了县委书记魏文杰，说县上正需一个搞后勤的干部，要求把薛廷臣调到县物资站去当站长。
顾庆池是从商业部下放到青海的，到大通县以后在县委宣传部工作过，。在县委宣传部当副部长期间，薛廷臣在商业局办公室当主任，工作上打过几次交道。后来，顾庆池到商业局当了局长兼党总支书记，这个时候，薛廷臣是生产资料公司的经理兼党支部书记。他们在一块工作过几年，相互之间比较了解。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顾庆池被批判了一阵子之后靠边站了，他们两个又一块在农副公司的肠衣房里刮了一个冬天的羊肠衣。在刮羊肠衣的时候，顾庆池看到薛廷臣仍然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羊肠衣刮的又快又好，各项程序都搞的井井有条。因此，薛廷臣在顾庆池的脑子里印象特别深。觉得薛廷臣这个人不简单，尽管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受到了那么大的打击，但他始终没有怨言，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认真负责，积极工作。不管是人品上，还是工作能力上，都是非常难得的。因为顾庆池对薛廷臣的人品、特长和工作能力太了解了，因此他力主要把薛廷臣调到物资站担任站长。
当然，顾庆池主任提出的意见有道理，县委常委对薛廷臣的任命又进行了研究，把薛廷臣调到了县物资站。
大通县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搞得还是比较好的，穆均华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穆均华参加工作以后到青海，分在大通县城关供销社当出纳，后来当了城关供销社的会计。“四清”运动中，穆均华以一千多块钱的经济问题，被开除了团藉、开除了公职。
穆均华是个内向型的人，人很实在，不爱多说话。薛廷臣一直总觉得，穆均华贪污一千多块钱的经济问题可能不是事实，他可能是受到了很大的冤屈，心里一直想问个明白。
一九七六年七月，薛廷臣在一次到南方出差的时候，专门到安徽寿县正阳关穆均华的家里去看了一下穆均华。
薛廷臣到了正阳关，找到了穆均华的家。到了那里以后，薛廷臣才知道穆均华是个独生子，家里只有父母亲。两位老人也都年纪大了，家庭生活比较困难。
穆均华见到薛廷臣后心里特别高兴，热情地接待了这个老同事。当薛廷臣问起“四清”运动的情况时，穆均华显得非常激动。他语气坚定的说：“薛主任，我现在对你只能说实话，要说贪污和投机倒把的经济问题，说真的，我连一分钱的经济问题都没有。要说多吃多占的问题确实有，但顶多超不过一百块钱。就是和你去过一次牧场连吃带拿就是个十来斤羊肉。他们当时给我定的贪污问题只有一笔，就是牧场的银行存款折子，牧场的存款折子一直在我那里放着，你知道到银行取钱，必须要取钱人填写取款条，马福奎根本不会写字。开头他取钱时叫我给他写。我说，你的存折放在我这里，我写不合适，你还是叫别人写吧。从此以后，他一直再没有让我写过，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他的存折上曾经有一笔一千块钱的取款，马福奎说他根本没取过这一千块钱，到银行查是谁写的条子，也没查出结果。“四清”工作组和城关供销社主任周华却硬说是我取出来贪污了。我没有贪污，我就不承认。他们说：‘存折在你这里放着，马福奎不会写字根本没有取这一千块钱，你说那钱到哪里去了？’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说不清楚。就为这事，前后二十多天时间，每天都是大会小会的批判斗争：“四清”工作组和周主任硬逼着要我承认，把我斗的实在受不了，我就承认是我取出来贪污了，就写了交待材料，给我定了案。”
穆均华很激动，接着说道：“还有一个政治问题，周华是秋天到城关供销社当主任的，到了冬天生炉子的时候，由于麻雀夏天在烟筒里做了窝，烟筒堵住了。因为周华对我有些意见，‘四清’时他硬说是我故意把烟筒堵住的，企图用煤烟熏死供销社党支部书记。周华给我扣帽子说：‘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这是阶级报复行为(穆均华的家庭成分是资本家)。’因为不是事实，我就不承认。于是，又是大会小会的批判斗争，硬逼着要我承认，经过一段时间的批判斗争，我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就承认了说：‘因为我和周主任有些意见，就故意堵死烟筒，想用煤烟熏死党支部书记’。并写了交待材料，签了字。就是这两个问题，还有些多吃多占的经济问题，就这么给我定了案。”
“到了后来，他们就逼着要我退赃。我哪里有钱？我是行政二十三级，每月只有三四十块钱的工资！没有办法，只退出了一百多块钱。他们不肯罢休，一直在逼我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