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要清闲得多。李副校长、翁全福和刘金尧的家属都住在党校，其他人有的家在桥头、有的家在农村，不办学习班的时候，都可以回家休息几天。
薛廷臣的人缘很好，每到一处都很受欢迎。一次，党校办学习班，薛廷臣到城关粮站去核粮，粮站主任王发林对他说道：“你在党校搞的是后勤工作，党校的后勤和一中的后勤主任是一样的待遇，供应标准要高一点。你原来是按营业员标准供应的，营业员的供应标准是二十八斤，党校后勤主任的供应标准则是三十一斤，你干这份工作，就应该享受这个待遇，这样吧！你到单位写个介绍信，说明你是党校的后勤主任，然后给我送过来，我把你的供应标准变更一下。”
回到党校以后，薛廷臣便把王发林的话说给了李副校长，李尊玉听了以后说道：“这倒是应该的，干什么工作就吃什么粮，这个介绍信应该开。”说完就让秘书翁全福写了个介绍信，说明薛廷臣是党校的后勤主任。
薛廷臣拿着介绍信到城关粮站办了手续。这样，每月他就可以在城关粮站多领三斤粮票。
翁全福的家属是河南漯河农村的，一个老婆还有两个娃娃，都没有户口，一直买高价粮吃。因为要买高价粮，翁全福的经济一直比较紧张。薛廷臣不忍心，便把自己每月多领的三斤粮票全都给了翁全福。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上边下来了几个提工资的指标。
调资指标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因为很长时间都没有提过工资，所有的人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这很难得的四分之一的指标，都希望这四分之一的指标能有一个能落到自己头上。
当然，这次提工资是有条件的，但具体条件也很简单：政治好思想进步；工作能力强能完成任务。还有一条是工资偏低的。
薛廷臣到了党校之后，把后勤工作和大家的福利工作都搞的很好，论工作和资历，他完全够提工资的条件。李副校长却不愿意薛廷臣占一个指标，也担心大家在评资会上提他的名子，在安排调资的会上，李校长当着薛廷臣的面不好说什么？便在下面个别做了些工作。他给大家说：“薛廷臣在‘四清’运动中犯过错误，这次不能提工资，你们在评工资的会上都不要提他的名。”所有的人都巴不得少一个参加竞争、评比的对手，所以，大家都愿听李副校长的话。
李副校长将这个意思给其他人都说了，但却没给汪国贞说，因为他知道薛廷臣和汪国贞都是来自农副公司的。但他却不知道刘维觉和薛廷臣在盐务局的时候就在一块工作过，并且两个人都是晋南老乡。李副校长是一九五八年从河南移民来的帶队干部，对这些不太清楚。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薛廷臣是“四清”运动中犯过错误的下台干部，他的这个动作完全就是多余的，世界上就没有不透风风的墙，李校长在下面做的工作很快就传到了薛廷臣的耳朵里。翁全福和刘维觉都把李校长给他们说的话全都给薛廷臣说了。薛廷臣觉得很不舒服，也有些反感。
在评定工资的时候，汪国贞提的是两个副校长和薛廷臣的名子。看来汪国贞的脑袋的确转的非常快，他也真的会看形势，也会走上层路线。薛廷臣虽然不是领导干部，但汪国贞却是直接在他的安排下进行工作的，算是顶头上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