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2 莫须有
关于薛廷臣的贪污和投机倒把等经济问题，工作组觉得再也弄不出什么名堂了，就开始要他交待多吃多占的问题。
“我在城关供销社当主任的时候，一共去过五次牧场，有时是和马吉主任一块去的，有时是和会计穆均华一块去的，还有其他同志，但都是以我为首。去的目的一般有两个，一方面是慰问一下放牧员，了解一下那里的工作情况，看看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个目的就是去吃肉。我们每一次去，牧场都要宰一个羊，并且是羊群里最肥最大的。有一次我听他们说，一个羊宰了八十多斤肉。每一次去都在那里住两、三天，每天就是喝奶茶、吃羊肉手抓。一天平均吃三斤肉，走的时候每人还要拿上一个羊腿、或几斤羊肉，平均就按五斤算，每一次去连吃带拿，按十四斤羊肉计算，五次共七十斤，每斤羊肉两块六毛钱，我一共多吃多占一百八十二块钱。”在会上，薛廷臣很老实地交代了自己的问题，还把多吃多占的数字都报了出来，就连要赔偿的钱数都算出来了，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可郝玉珠和那几个积极分子听了根本就不答应。郝玉珠问薛廷臣：“当时市场上一斤羊肉卖多少钱”？
“市场价是六块钱左右。”薛廷臣回答道。
“就按你说的七十斤羊肉计算，六块钱一斤，你多吃多占就是四百二十块钱！”郝玉珠瞪着眼睛大声说道。
薛廷臣是按供销社的供应价计算的，而郝玉珠却硬要按市场价计算。因为薛廷臣是被整的对象，当然是说不过他的，也不敢和工作组继续争论下去，也只能听由他们去说去算，算下多少就多少，还是听天由命吧！
工作组在经济问题上虽然下了很大力气，但再也没有挖出更有价值的东西，便开始接着搞他的政治问题。
第一个政治问题是私藏档案问题。搞政治问题首先是从档案入手的：“四清”运动一开始工作组在组织部却没有找到薛廷臣的档案。当时，组织部查了以后说：“薛廷臣的档案还在公安局”。他们又到公安局去寻找，公安局内保股的问志说档案已经退回组织部了。
薛廷臣的档案找不到了。当然，工作组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后来，他们在商业局职工档案中找马福奎的档案时，终于找到了薛廷臣的档案。
因为薛廷臣是干部，他的档案应该是归组织部保管的。商业局人事秘书科保管着的档案，是全县商业、供销系统营业员和工人的档案。后来县上成立了人事局，这些营业员和工人的档案就交给了人事局。
那么，薛廷臣的档案怎么会在商业局呢？薛廷臣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公安局内保股审查干部时，是以公安局内保股为主，又从各大单位抽了几个管人事的干部，组成了公安局审查干部办公室。那个时侯，薛廷臣已经调到了商业局人事秘书科。薛廷臣调到商业局以后，商业局人事秘书科人事干事方炳金被抽到公安局内保股去帮忙。公安局把薛廷臣的档案审查完后，给他作了结论，在让他签字以后，便让方炳金把薛廷臣的档案退回组织部去。下班的时候，方炳金把薛廷臣的档案从公安局拿到了商业局，顺便就放在了商业局的职工档案柜里了。吃了饭以后，他把档案的事忘了，就没有把档案再往组织部送。因此，工作组在组织部和公安局都找不到薛廷臣的档案。
当然，这个问题只有方炳金才能把情况说清楚，因为他是第一当事人。但是，由于方炳金是一九五八年招收的盲流人员，一九六二年，已被精简下放回家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过程，农副公司的那几个积极分子，为了想方设法把薛廷臣彻底搞垮，总是设法把事情往歪里搞。他们联系到薛廷臣的家庭情况，硬说他是利用当人事科长的有利条件，故意私藏了个人档案，以隐瞒其家庭丑恶历史的目的。于是，他们便利用这个情况，开始无限上纲上线，对薛廷臣进行批判斗争。
在轰轰烈烈的大批判过程中，薛廷臣根本没有条件澄清这件事情，只能硬着头皮让他们批判斗争。
第二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曲折复杂的问题，其他书友正在看:。
城关供销社有个叫王德顺的职工，河北省保定人，五十多岁了。刚解放不久就来了青海，在城关私营商业个体户毕子明的玻璃铺里当帮工裁玻璃。一九五八年公私合营的时候，王德顺随毕子明的玻璃铺，一块过渡到城关供销社，王德顺也就成了城关供销社的一名过渡职工了。
薛廷臣刚到城关供销社的时候，因为王德顺年纪大了，大家都把王德顺老汉叫王爷，就连比薛廷臣大四五岁的毕子明两口都把老汉叫王爷。出于对老年人的尊敬，薛廷臣也一直跟着大家把王德顺老汉叫王爷。后来，他还把王德顺安排在龙曲沟水库养鱼。
农资公司有个玻璃门市部，需要一个会裁玻璃的人。这个时候，龙曲水库的鱼也没有养成，王德顺年纪大了也没事干，在城关供销社打杂扫院子。因为王德顺曾在毕子明玻璃铺是专门裁玻璃的，薛廷臣便把王德顺调到农资公司玻璃门市部负责裁玻璃。
一九六二年冬天，那几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