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就没卖，我回家的时候还骑过，我从那里去挣四百多块钱？”
“当时自行车好买吗？”
“不好买，钱汇来后等了几个月我才买到的。”
“这就对了，这就像文件上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有的在台前，有的在幕后。你哥哥有你这个在供销社当主任的弟弟，他才能用一百八十块钱买一辆新加重飞鸽自行车，好看的小说:。你为什么不给别人买？”
经郝玉珠这么一问，倒把薛廷臣问的没话可说了。就是这种莫须有的推论，竟让他一时不知所措，他不得不承认：“这是自己利用当供销社主任的有利条件，给了自己家里人的一点方便，这当然是不对的，也是不应该的。对于这个问题，我应该从思想上来检查、认识和检讨。”
说到这里，薛廷臣想了一下又说道：“虽说我的作法是错误的，但这绝对不能算成我的经济问题。”
薛廷臣说的虽然有道理，但“四清”工作组的几个人和参加小型批斗会的几个积极分子却不这样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理由，双方的理由都说得过去，一时争执不休。
薛廷臣自己说这根本不能算成是经济问题，但他只能说是个人的申辩，工作组是代表组织的，硬要算成他的经济问题，他也没有丝毫办法。薛廷臣也觉得，在买自行车问题上，是自己利用了职权，自己有错误和责任，所以，也不敢再和工作组继续争论下去了，只能听从他们的，他们说咋办就咋办。处在任人宰割的位置上，他能有什么办法？
第一辆自行车就这样定案了，薛廷臣接着交代第二辆自行车：
“一九六零年六月，我从城关供销社调到商业局的时候，在给马吉交完手续以后，以商量的口气向马主任提出了一个要求：‘我没有自行车，能不能把我骑的那辆永久自行车作价卖给我？’马吉主任觉得没有什么？就答应了，并和会计穆均华商量了以后，作价九十块钱给了我。临走的时候，我就把钱交到财务上了。”
“那辆自行车你卖了多少钱？” 郝玉珠听了薛廷臣的交代后问道。
“那辆自行车根本就没有卖，我已经骑了六、七年了，现在我还骑着。当时作价也是基本合适的。我也没占公家的便宜。这辆自行车也不应该算成我的经济问题，所以我就没有考虑过作为我的四不清的经济问题来交待。”薛廷臣理直气壮地回答道。
“这辆自行车如果当时拿到市场上去卖能卖多少钱？”郝玉珠问道。
“旧自行车没有标准，能卖多少钱，我也没卖过，说不上来。”薛廷臣回答说。
这怎么能过关？“四清”工作组的其他同志和几个积极份子都坚决不答应，甄云北说：“就按五成新，也能卖三百块钱。”郝玉珠说：“你这是占了公家几百块钱的便宜！”
为这辆自行车，双方又是各据各的理由，各有各的说法。当然，双方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理由去说的，各自的理由都是能说得过去。但不管怎么说，薛廷臣肯定是说不过工作组的，他也无法再和工作组继续争论下去了，因为他说的话工作组根本就不听。无奈，他只好说道：“我说不过你们，你们说咋办就咋办！”
他能怎么样呢？只能顺其自然，任其发展，听天由命吧！
按工作组的算法，这个时候，薛廷臣贪污和投机倒把的经济问题，已经超过了一千多块钱了。
运动一开始，郝玉珠听了一些积极分子的活，就怀疑薛廷臣是一只大“老虎”。“四清”期间都把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有经济问题的人比作“老虎”。因此，他一开始就准备要把薛廷臣的经济问题整成一个千字号大案，只有做到这一点，工作组才有政绩。
经济问题如果上了一千块钱，便是性质严重、情节恶劣。如果态度再不好，就可以按贪污分子论处。要是以贪污分子论处，就可能受到刑事处分。所以，农副公司的那几个积极分子，特别是甄云北和章守严这两个平时工作不积极，吊儿郎当，受过薛廷臣批评的人终于得势了，怎肯轻易放过？把薛廷臣的问题弄得越大越好！所以，自从运动一开始，他们就千方百计想着办法，要把薛廷臣彻底整垮。只有把他彻底整垮了，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才高兴。所以，他们怎会轻易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