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直了几天之后，工作组也觉得这样硬碰硬的不是个办法，组长郝玉珠便给薛廷臣点破了一点：“你从一个车户手里买的那件皮大衣，卖了多少钱、挣了多少践？”
薛廷臣回答得非常肯定：“我根本再没有倒卖过皮大衣，我到那里去挣钱？”
郝玉珠很反感，怒道：“你的态度极不老实，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情况，老实交代你的问题，不要再抵赖了！”
薛廷臣怎么也想不出自己还有什么倒卖皮衣的问题，但工作组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
一九五九年冬天，城关公社秘书李荣贤在县革命委员会开会，会议开了一天，下午快六点了才结束。冬天天短，六点钟就已经快天黑了。散会以后，李荣贤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返回城关。从桥头到城关是慢上坡路，他骑的很快，身上出了一身汗。大业坝台的两面都有一个大坡，他骑不上去，就下来推着自行车往上走。穿着大衣推车不方便，他就把皮大衣脱下来夹在自行车的捎盘上。回到城关公社时天已经很黑了，人也累了，他把自行车往办公室一放便回家休息了。第二天早上上班以后，到办公室一看，车子上没有了皮大衣。当时他就估计昨天晚上皮大衣可能丢到路上了。
无巧不成书，说来也真的有点巧，城关供销社第一综合门市部有个叫任顺保的私营商业过渡人员，雇了东门生产队的一辆马车到大通煤矿去拉煤，早上走的很早，走到大业坝台时天刚蒙蒙亮，那个车户在大业坝台上坡的路上看到地上有一件皮大衣，他便顺手捡了起来。
任顺保拿着皮大衣仔细看了看，心里就想要，便对车户说：“拾了东西应该是见一面，分一半，好看的小说:。”
车户说道：“见面分一半，你说怎么办？”
“这样吧！咱们把皮大衣作一个价，如果你要皮大衣，你就给我一半的钱，你如果不想要，皮大衣归我，我就给你一半的钱。”任顺保说道。车户同意任顺保的意见。
车户是东门生产队的农民，农民家庭的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那里有钱买皮大衣，皮大衣当然就归了任顺保。任顺保把皮大衣买了之后，随便说了一句：“这不是我自己买的，我那里有钱？我这是给薛主任买的。”那个车户也知道薛主任是谁。
任顺保拉煤回来以后，就去见了薛廷臣，没有赚一分钱把皮大衣卖给了薛廷臣。后来李荣贤也听人说东门生产队有人拾到了一件皮大衣，比较便宜的卖给了薛廷臣。李秘书和薛廷臣关系比较好，也就自认倒霉，再没有问过这件事。
这些真实的情况薛廷臣却不知道，一直蒙在鼓里，只知道他从任顺保手里买了一件皮大衣。
“四清”运动期间：“四清”工作组的叶长丰和农副公司的积极分子章守严到城关供销社调查、核实薛廷臣那两辆自行车的材料时，要经过当地党委盖章，城关供销社写了证明材料，到城关公社去盖章的时候，李秘书顺口谝了他丢皮大衣的经过情况：“听说是东门生产队的一个车户拾了他丢的皮大衣，还听说后来比较便宜的卖给了薛廷臣，一直也没见他穿过。几个人当时都估计是薛廷臣把皮衣卖了。
叶长丰和章守严回去以后，将此事加盐调醋地给郝玉珠进行了汇报，郝玉珠就觉得薛廷臣的问题没有交代完。因为薛廷臣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里很清楚自己从来就没有倒卖过皮大衣，所以就硬邦邦的说：“除过我已经交待了的狐皮大衣之外，根本再没倒卖过皮大衣。” “四清”工作组和农副公司的那几个积极分子当然不肯罢休，他们认为，有人检举的事就一定是真的。所以，大会小会的批判斗争，硬逼着薛廷臣承认和交待倒卖过皮大衣的问题。因为他确实没倒卖过皮大衣，也就不会给自己栽赃，致使工作组错误的认为他是有意顽固抵赖、拒不交待，对他很反感，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斗争。
经过几次大会批斗和小会的追问，工作组看到这个问题实在弄不出什么结果，郝玉珠便又给他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你还倒卖过自行车，这个问题为什么不交代？”
郝玉珠一提自行车，薛廷臣幡然醒悟，还真有两辆自行车没有说清楚。他如实地交代说：“有两辆自行车的事，但这两辆自行车却不是我的经济问题，所以，我在思想上就根本没想过自行车的事。”接着，他便把自行车的事详细说了一遍：
“第一辆自行车，是我哥从老家汇来了二百块钱，要我给他买一辆加重飞鸽自行车。我买好以后，写信叫我相哥来取，我只是给我哥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根本就不能算成我的经济问题。”
薛廷臣这样的交代：“四清”工作组几个人和参加小会的两个积极分子都不答应。郝玉珠问道：“那辆自行车你卖了多少钱？”
“自行车根本就没有卖，是我哥的脚有点跛，他买车是自己骑的。”薛廷臣回答道。
“当时市场上一辆新加重飞鸽自行车能卖多少钱？“郝玉珠又问道。
“六百块钱左右。”薛廷臣回答道。
“这么说你就从中挣了四百多块钱？”
“自行车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