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 千字号大案
薛廷臣原以为把问题全部交待了，思想上就能轻松一些了。没有想到郝玉珠组长最后的几句话，却使他心里一直很不安宁。临走的时候，组长还要他再考虑考虑，继续交待问题。可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考虑，又考虑什么呢？该交代什么呢？
郝玉珠的强硬态度让薛廷臣心里竟然有点含糊，有点自己不相信自己了。是不是却是还有问题没有想起来，没有交代完？从“四清”工作组办公室出来以后，他又苦思冥想，在记忆的细胞中极力搜寻自己没有交代的问题。但他怎么想也想不起还有什么四不清的事，于是，他给自己下了肯定的结论：自己的确已经把所有的经济问题全部交待完了。
薛廷臣又反复想了想，觉得这也可能是自己和郝组长所站位置不同的原因吧。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自己是“四清”工作组组长也会这么说的。虽然他思想上仍然背着包袱，但总算是多少轻松了一些，不像以前思想斗争的那么激烈了。
过了几天，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要比薛廷臣想象的糟糕和严重得多。在这一段时间里：“四清”工作组对薛廷臣的问题作了详细的内查外调，他们要薛廷臣把从邮局取钱用的名章都盖上印模进行了核对，同时也查了薛廷臣的档案。薛廷臣自己觉得“四清”工作组的工作还是比较细致的，也是认真的。就等待着工作组给他下结论，提出处理意见。
其实并非如此，郝玉珠和薛廷臣谈话以后，觉得薛廷臣交待的那几个问题只是他试探性质的一点交待，他可能还有更多、更大的经济问题还没有交待，想蒙混过关。查了薛廷臣的档案后，郝玉珠认为他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都在经济部门工作，并且有贪污和投机倒把行为。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像薛廷臣这样的人，更要特别慎重，不能轻易放过！”郝玉珠在“四清”工作组召开积极分子会时就一再强调，要一查到底。
当然，郝玉珠的这种想法和说法薛廷臣是不知道的。一个星期三的上午：“四清”工作组召开了农副公司全体职工大会。全公司停止了办公，几个门市都关了门。在会上，郝玉珠宣布停止了薛廷臣的工作，要他专门考虑交待问题。
这个突然的决定，把薛廷臣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让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四清工作组从那以后便开始对他进行大会小会的批判斗争，每一次会后，都要进行个别谈话，要他继续交待还有什么四不清经济问题。
因为薛廷臣自己觉得，他确实把所有的经济问题已经全部交待出来了，过来过去交待，还就是那些已经交待过了的那几个问题。
每一次在大会上交代问题，会后就得写成交待材料交给工作组，连他自己都已经记不清写过多少交待材料了。每一次写的交待材料，过来过去都是那几个已经交待了的问题，只是在思想认识上有些不同，一次比一次深刻，好看的小说:。他从思想深处找根源，进行自我分析、批判。但一直没有能交待出新的问题来。因为他自己觉得的确再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交待的了，总不能给自己捏造吧。
由于薛廷臣一直没有交待出新的问题，在一次小会上，郝玉珠特意给他点了一个问题：“薛廷臣，你不要想蒙混过关，我给你点一个问题，你自己交代一下，就是倒卖皮大衣的问题。”
“除了我已经交待过的狐皮大衣之外，根本再没有其他问题。” 薛廷臣当即就肯定地做出了回答。
这样的态度怎么能行呢？工作组是坚决不会答应的，在会上硬逼着要他交待还倒卖过皮大衣的经济问题。
“问题已经交代了，为什么一直没完没了。”薛廷臣大声说道。因为他觉得确实没有再倒卖过皮大衣，所以就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胆子也就大了点，说话的口气也多少有点硬，和以前交待问题时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你老实一点，不要背着牛头不认赃！” 郝玉珠大声说道。因为有人检举薛廷臣倒卖皮大衣的问题，工作组已经掌握了一些材料，郝玉珠认为，既然有人检举，就一定是事实，以为他就是不交代，不承认，郝玉珠当然很生气。
因为各自所处的位置不一样，他们的想法当然也就不一样。工作组是代表组织的，是专门来找他的问题的，而薛廷臣是“四清”的对象，是挨整的。所以，他就是再硬也硬不过工作组。工作组说话的口气和态度要比他硬的多。更何况开会的时候“四清”工作组人多的多，除工作组的三个人外，还有几个农副公司的积极份子轮流参加。五、六个人对付他一个人，他怎么能硬得过他们呢？
那种被怀疑，被批判的味道确实一般人是受不了的。薛廷臣算是比较坚强的一个。有几个人因为受不了那种味道和不真实的批判斗争就自杀了，组织上给自杀了的人下的结论是“畏罪自杀”。薛廷臣的性格比较坚强，他是不会自杀的。但要挺过来也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没有的事，他是没有办法交待的，他不可能随便给自己栽赃，胡乱地给自己头上乱扣帽子。
农副公司的四清运动开始进入了僵直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