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已有箭在弦上之势，蒋介石一再派人与日本政府举行谈判，委曲求全。由于满洲问题无法解决，谈判陷人僵局，蒋介石又想通过国际社会的干预来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
1937年春，国民党政府派孔祥熙为庆贺英皇加冕特使，叫他乘机游说英、美，希望西方国家施加压力，使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适可而止。
英国外相艾登毫不掩饰地对孔祥熙说：“英国在欧洲负有重任，中国与日本开仗，对英国不能指望得到多大的援助。”
孔祥熙在英国碰了壁，又奔赴美国寻求罗斯福的支持。罗斯福双手一摊，对中日战争表示无可奈何。
蒋介石又想到了日本的盟友——德国、意大利，请他们出面调停。
其实，蒋介石早就醉心于德国元首希特勒的一党独裁统治了。他发动他的黄埔系的亲信组织了以德国纳粹党为蓝本的“复兴社”，在中国推行法西斯制度。他派CC系健将程天放为驻德大使，让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的酆悌为驻德武官，又派次子纬国到德国学习军事，多种途径加强与德国法西斯的联系。
蒋介石亲自决定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团，从德国大量进口军火，与德国的关系越套越热乎。
希特勒一方面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抱有莫大野心，一方面欣赏蒋介石的一贯反共行为，也想把中国拉进“反共轴心”，作为进攻苏联的亚洲走卒。所以，蒋介石与希特勒一拍即合。
得到希特勒的支持，蒋介石与日和谈的信心大增，“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发表声明：“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直到“八·一三”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蒋介石还电召在上海的军事学者蒋百里到南京会商要政。蒋介石请他担任自己的私人代表，分赴德国和意大利进行侧面外交。蒋百里早年留学德国，参加过德军联队实习，与德国国防部将领颇有交情。
9月下旬，蒋百里先到了罗马。墨索里尼和他的女婿——外相齐亚诺，均因中日已经开战，不敢接见中国代表，叫外相夫人爱达设宴招待。
通过多方联系，10月12日，齐亚诺才在外交部接见了蒋百里。不待蒋百里开口，齐亚诺已开始发泄对中国的不满。
他埋怨说：“中国太不够朋友。1932年淞沪战争，我任驻上海总领事，用外交压力迫使日本同意签订淞沪协定，帮助中国避免更大规模的战争。后来，中国驻外使节由公使级升为大使级，首先在我国实行，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是，你们以什么来报答意大利的友情呢？以怨报德。国际联盟对意通过经济制裁案，中国投了赞成票。我们要求中国提议取消对意制裁，中国代表又拒绝了。不仅如此，而且他国提案取消制裁时，中国还反对，你们中国人真是太不够朋友了。”
蒋百里知道齐亚诺的话有的是事实，有的是胡扯一气，他也不好争辩，只好解释说：“中国不是不够朋友，而是另有苦衷。中国同样受到武装侵略，对于被侵略者不能不表示同情，否则，就没有理由要求‘国际’制裁日本。希望贵国予以谅解。”
10月25日，齐亚诺带蒋百里到威尼西亚宫与墨索里尼相见，谈话也很不融洽。
蒋百里再次恳请齐亚诺帮助中国调停战争，齐亚诺推却了，他说：“调停中日战争，应以德国为主，意大利只能从旁协助。”
蒋百里于11月17日到了柏林，但希特勒避而不见。蒋百里只好求助于纳粹德国二号人物戈林。
戈林是个“勋章迷”，胸前挂满了各国政府赠给他的形形色色的勋章。蒋百里投其所好，代表蒋介石赠给戈林一枚高级勋章，一只翡翠戒指，戈林十分高兴。
戈林神色不安地对蒋百里说：“中日两国都是德国的好朋友，两个朋友打起来，使我们的处境非常尴尬，甚至在外交酬酢上也不便多跟一方往来。”他引用了一句德国的谚语，若有所指地说：“当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会去找魔鬼。”
接着，他对蒋百里说：“只要国民党不搞‘国共合作’，改善与苏联签订的条约，德国愿意在中日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化战争为‘和平，。”
事实上，希特勒正在通过秘密外交，诱使蒋介石接受“中日共同防共协定”，以此作为结束中日战争的条件。
蒋百里尚未回国，蒋介石又派陈公博为中国政府赴欧特使，让他到罗马和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活动。
希特勒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调停中日关系的。他认为日本的真正敌人是苏联，日本应当作好与德国从东西两面夹攻苏联的军事准备，应当把蒋介石拉过来，作为反苏反共的伙伴。日本把大量兵力消耗在中国战场上，极大地影响了对苏作战力量。
1937年10月下旬，希特勒命令德国驻日大使克逊，向日本外相广田探询日本所希望的中日和平条件。
当时上海尚未全部陷落，日军在上海作战伤亡重大，广田提出了四个条件：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