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这才和他这个心腹干将研究何时进北京，何时给曹大总统发一份刺激他的电报，报一报当年下令罢免之仇。关于儿女亲家，他鼻子哼着说：“老张家的小子不睡老曹家的姑娘。”议到高兴的时候，张作霖靴子跟连连磕地板几下，马上有人单腿跪下给他脱靴子准备洗脚。当把热水端上来时，他摆手连声说；“不要，不要，要用凉水洗脑袋瓜子才清醒。”
两次碰面两次脱身
一九二四年旧历除夕夜晚，奉天城大帅府从太阳落山起就开始放鞭炮、放花，闹了个通宵。人们看着满天火花，都说张大帅今年成了暴发户。其实一九二五年才是张作霖势力最猖獗的一年。这时张作霖把他和孙中山“南北夹攻”直军的诺言置之脑后，背弃了与冯玉祥约定的“奉军不进关”的诺言，把大批军队开到关内，插手北京政权。冯玉祥电请孙中山来京，拥戴孙中山主政。张作霖却要冯玉祥去天津会谈。在会上张作霖对冯玉祥冷笑着说：“咱们用脑袋瓜子打下来的椅子，我就不相信我坐不得。”缓和一下气氛又说，“你看，我给你请来一位坐天下。我张作霖是牛打江山马坐殿。”接着两扇门一开，走出满面笑容的段祺瑞。冯玉祥很生气。会谈不欢而散。
天津会谈一完，紧接着张作霖就到了北京，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其实大权在他手里，这一来，便把冯玉祥孤立起来，冯玉祥被迫离京。
这时各地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起来，高呼反帝废约的口号，支持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孙中山以大无畏的精神来到天津。张作霖第二天就前去拜访，用他的卫队包围了孙中山的住处。孙中山向他阐述召开“国民会议”和“反帝废约”的必要性。张作霖连连摇头说：“不要反对外国人，外国人是不好惹的。据我所知，各国公使非常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先生要能放弃这个政策，我张作霖愿意代替先生疏通外国人……”
孙中山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张作霖和段祺瑞破坏了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不久孙中山因肝病复发与世长辞了。
张作霖在控制北京政权的同时，调动大批奉军到关内抢夺地盘，向津浦线发展，迅速地占据了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甚至把手伸到上海。他向上海派他的手下将领时，洋洋自得地说：“你们快去接事去吧。三五年内，我不打人，绝没人敢打我。”他简直不可一世，边说边卷袖头。
张作霖一面向南扩展势力，一面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镇压人民的反帝斗争。五月三十日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这一由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工人、学生而引起的反帝风暴，顿时席卷全国，掀起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氵朝。正当帝国主义镇压、破坏群众反帝运动的时候，张作霖下令奉军进驻上海，任命他手下干将邢士廉为上海警备司令。他说。“咱们的枪不吃素。”邢士廉说：“这工人、学生不好对付。”张作霖愤愤地说：“他们的身子也是肉长的，锥一个眼儿不行，再锥几个眼儿。”
就在这时候，奉天省长王永江派人到北京找张作霖，说是奉天城工人、学生不服管束，也在举行声援“五卅”斗争大会，连奉天兵工厂的工人都参加了。
张作霖一听拍桌大叫：“这还了得，兵工厂工人都参加了，那不是往咱们爷们屁股底下放炸药。给我赶快管束，赶快按住！”
王永江派来的人告诉张作霖，日本人提出了抗议，日本兵正在日本站集结。张作霖吃惊地说：“这可不得了，可不能叫日本人伸手。他们叫怎么干，咱们就怎么干。”
王永江派来的人刚回到奉天，又接二连三地拍电报来告急，说工人和学生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压不住。哈尔滨、大连、抚顺、辽阳都闹起来了。张作霖的后院烧起了大火。
张作霖急得拍桌子跺脚说：“是共产党干的，抓共产党。惹恼了日本人可了不得。”
张作霖象坐在火山口上一样，立刻召开在京津的奉军将领会议，把这里工作安顿一下，连夜乘专车，回奉天城灭火来了。
沟帮子火车站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发现了张作霖的专车，立刻把消息传到奉天党的地下组织。
奉天党组织得知张作霖回了奉天城，就立刻开会研究，决定把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张作霖的气焰压下去。由奉天党支部进行紧急活动。
沈建华从打草头屯回来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就成了奉天党组织的联络员，有时住在兵工厂工人宿舍，有时在烟草公司千活。
有一天沈建华在兵工厂接到殷师傅的通知，要他去联络事情，先装成旅客去奉天总站，会有人告诉他殷师傅在哪里等着。因为奉天城侦探太密，都是搞单线联络。他到了总站，混到下火车的人群里，果然有个人告诉他，殷师傅现在在英美烟草公司宿舍，他便向烟草公司走去。
“算卦，算卦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瞎子，由一个前脑门留块帽缨，后脑勺留块糊褡的八九岁的小孩子领着走过来。
一个警察大声地喊叫：“瞎子躲开，别他妈拉巴子在这儿转游，你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