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复电落合谦太郎，认为对张作霖还是要慎重。他认为日本向张作霖许下诺言，甚为危险。而且赵尔巽的态度不明，将来会怎样也难预料。因此，内田康哉要求落合谦太郎不要泄露与张作霖等人有联系。并希望落合总领事不能对张作霖轻许诺言。只能保持联系互通声气这种程度，切不可过于深入。
日本人对张作霖亲热态度虽有好感，但由于张作霖的资历尚浅，日本人对他还有待了解。尽管张作霖是一支强悍武装的头目，又驻扎在东北政治、经济中心的奉天，但他想一举称霸奉天，进而称霸东北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因而日本政府关于如何利用张作霖一事虽然心中有数，但没有作明确表态。这样张作霖脚踩三只船，他既联络宗社党，又讨好日本帝国主义。
先暗后明，投袁好靠山
由于东北问题的复杂，袁世凯对东北的统治十分关心。这里不仅因为有宗社党在活动，而且赵尔巽、张作霖等人都是“勤王”的支持者。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早就摸透了张作霖在东北的一系列活动无非是想保住现有的财富、权力和地位，因而他决定以名利相诱。
袁世凯给张作霖写了一封密函，劝说张作霖归顺，同时指出只有容纳革命军之要求，清廷放弃统治权，宣统皇帝退位，改为民主共和政体，别无它策。同时袁世凯在密信中许愿，一旦事情成功，将在“共和政府成立之日任卿为东三省防务督办。”
善于投机钻营的张作霖，凭自己的政治洞察力认识到垂危的清朝人心已去，实难永存。他看到袁世凯的密函后，感到为了自己的腾达与袁世凯相结合有利，遂暗中对袁世凯的提议表示赞同。以前热烈的帝政主义者，并曾积极提倡勤王论的张作霖，而今态度翻然一变，暗中倒向袁世凯，变化之快实出人意料。但以张作霖个人善投机的秉性而言，这也是必然的。为了自己的出路而随机应变是官场中的常习，当然不能独对张作霖责之过苛。
张作霖又开始说服冯麟阁、聂汝清等人，对赵尔巽也一反常态而采取强迫态度，使其认清孤忠只能归于徒劳，只有顺应大势别无它途。在张作霖的逼迫下，赵尔巽致电袁世凯称：“东三省之事无足为忧。”于是清朝在最后覆灭之际，东三省却按兵不动，采取了坐视不理的态度。
日本政府密切注视着张作霖对北京政局的态度。2月14日，驻奉天总领事馆派北条和深泽两位外交官去见张作霖，发现张作霖已经改变了态度。张作霖解释说：“关于采取共和制问题，不单是赵总督，即是本人也因为缺乏资金和武器等种种原因，在目前情况下因实力不足而不得不暂时屈从。”
张作霖看到深泽等人很失望，于是又扯谎说：“但一旦实力充足，我还可以打入北京，再恢复君主统治，估计六七万人就足够了。”
深泽追问道：“难道阁下就不准备以武力实现东三省的自治了吗？”张作霖回答：“昨日，我已经派金寿山等人前往旅顺与大岛都督协商，购买武器弹药。这里的开销，我们可以用矿山和森林等作担保。此外肃亲王也在与大岛都督商议用奉天故宫所藏宝物，提供给日本皇室做为抵押。”这次肃亲王等人的计划却是真的。2月15日，孙中山得知肃亲王等人要用奉天故宫宝物作为日本人抵押物后，急忙电告袁世凯，让他严饬禁阻，不让赵尔巽等人将国宝私售出国。袁世凯回电说已办妥。
深泽在与张作霖会谈后，对张作霖失去信任，深泽在报告中认为，恐怕张作霖背后已与袁世凯有暗中勾结。
2月12日，宣统幼帝下达圣旨宣布退位。自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长白山麓，到宣统帝共十世二百六十余年，到这一日爱新觉罗氏的社稷终于如此脆弱地束手而归于灭亡。袁世凯继承清廷大权和革命军媾和，爬上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以唐绍仪为首相组成了南北联合内阁，向中外宣言建立了中华民国。
2月14日，袁世凯派人到奉天，送给张作霖一柄军刀和价值一万余元的贵重物品。张作霖和其他官僚一起，致电袁世凯表示祝贺，同时表示：国体既定，临时共和政府亦已建立，因此推袁世凯为大总统实属极应当之事。张作霖还从奉天城内四平街的一家药店里，买得价值1200余元的人参和一套价值8850元的纯银餐具等物品托来使回赠袁世凯，以示巴结。
2月15日，袁世凯又特派手下心腹段芝贵前来做赵尔巽和张作霖的工作。段芝贵一到奉天省城，就在总督衙门先和赵尔巽密谈了两个小时。然后，赵尔巽召集各司道大员、奉天全省咨议局的代表、高级将领，还有商务、农务、工务、教育等自治团体的代表开会。会上段芝贵宣布了皇帝退位的圣旨，并劝说东三省归属共和。会议一直开到下午四点。
段芝贵，幼年时是李鸿章的侍童。因为十分聪明，为李鸿章所钟爱，送到武备学堂学习。后来在袁世凯手下训练新军。武昌起义后，他力劝袁世凯倒清，袁世凯任总统后，一直把他当作心腹看待。这次袁世凯派段芝贵出马，主要是要劝赵尔巽归顺。
赵尔巽和张作霖知道段芝贵是袁世凯的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