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看家人毛人凤当即在蒋介石给戴笠的电谕纸反面，注上“重庆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数语。提醒戴笠注意。
戴笠在外巡视，一直不肯返回重庆。现在上有蒋介石紧追不放，下有宣、李、黄联手算计，戴笠伤心至极。他当即令龚仙舫通知心腹大将文强到在北平下榻的住所，并将文强引进内室，拿出蒋的电谕及毛人凤的附注给文强看，文强是聪明的，马上向戴笠提出了“以退为进”的对策，他具体解释说：
“以校长之英明，自北伐以来就有过三次下野。下野就是以退为进，自请出国一游，将摊子交给介民先生看守，又有人风相助，是万无一失的。倘若内战大打起来，自然就少不了借重之处。但绝对不可轻易回国，必须等到身价百倍而后归，这才是新局面的到来。”
文强动员戴笠与蒋“对着干”的对策，马上引起了戴笠的兴趣。多日来戴笠思来想去，已看出蒋所谓特务机关化整为零的策划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所谓三陈的作怪、黄埔系三人的端锅，都不过是蒋的假手而已，蒋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通过撤销军统局，削弱以致取消自己手中握有的特工权力，消除军统的威胁。因此，戴笠意识到，一旦军统化整为零，他将再也难以像过去那样掌握这些合法化的公开机构，戴笠的地位、权势、富贵也随着军统的消失而一并消失，这是戴笠真正的忧虑所在。这也是戴笠通过软顶硬抗的办法，迟迟不肯将军统改组的原因。
如何跟蒋作最后的较量，这是戴笠自蒋下达撤销军统的密令以来，一直绞尽脑汁在考虑而始终没有良策的问题，现在文强一个“以退为进”的对策，使戴笠茅塞顿开，心情豁然开朗。第二天，戴笠与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见面时，便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告诉孙连仲，说返渝后将赴美一行。机毁人亡
1946年，蒋介石突然要求戴笠，迅速到南京开会，戴笠思之再三，考虑还是向蒋介石面谈一切。戴笠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周中，似乎已经预见到某种事态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因而开始将军统面临的严峻形势在小范围内给一部分军统特务吹风。1946年3月10日，戴笠在即将离开北平前夕，在北平怀仁堂主持军统的一次会议上，发表公开讲演。戴笠说：“最近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情况，未出我预料之外，对调查统计局的问题，看来是毁誉参半的。有人叫要打倒我们，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这样，人家不打，自己也会倒的。所以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史，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我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唯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戴笠的这番话无非是想说明，他早已将政治上的进退置之度外，随时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严峻形势。
3月12日，戴笠约见在北平执行军事调处任务的郑介民，在商讨解决东北军事危机的同时，出其不意地把军统的家底和善后工作一件一件地向郑介民作了交代，顿使郑介民如坠雾里云中，隐约有一种凶险不测之感。
3月13日，戴笠由北平赴天津。军统华北总督察王蒲臣率军统在北平的干部送行。戴笠与军统大小特务握手告别，并谦逊地说：“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
戴笠在天津起飞前，军统青岛办事处给上海办事处参谋长李崇诗发去电报，戴笠指定由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三人于3月17日下午2时到上海龙华机场接他。同时，发给重庆的电报是给毛人凤的，他要毛人凤向蒋介石报告他的行程，他将于近日内由上海返回重庆，向蒋汇报此行情况。
戴笠于当日到达青岛，并于第二日上午11时赶往上海，并指示在青岛机场他下机后，所带行装、物品，包括马汉三的10大箱礼品均不下机；飞机停在青岛沧口机场，由梁若节派特务严密看守，确保安全。戴笠乘坐的这架由航空委员会拨给的DC47型222号专机，是美国提供的导航设备最完善，可以全天候飞行的军用运输机，堪称40年代世界一流飞机，相当安全可靠。戴笠考虑，万一上海龙华机场天气条件过于恶劣，不便降落，则可以转降南京机场，直飞重庆。
222号专机起飞后，即遇大雾。经与上海龙华机场联络，上海方面雨大如注，气候恶劣，该机不能降落。于是，戴笠决定直飞南京。约在下午1时零6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时13分，当飞机抵达南京郊县江宁板桥镇上空时，遭致暴雨天气，飞机顿时失控，一头栽倒在板桥镇以南一座不足200米高的小土山——戴山的半山腰上。大火在雨中熊熊燃烧了2个多小时才熄灭，机上所有行李、物品，包括10箱书画古董，均被燃烧殆尽。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无一幸免。他们分别是：戴笠，国民党军委会军事调查统计局局长，陆军少将领中将衔；龚仙舫，军统局秘书兼局本部人事处长，军统少将；金玉波，军统局专员，帮会工作“专家”；徐焱，副官；马佩衡，英文秘书，香港大学文学士；黄顺柏，戴笠保释的汉奸，此次跟随戴笠赴上海与杜月笙合作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