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再次调整忠救军的高级人事，由胡宗南推荐的黄埔一期生马志超出任忠救军总指挥，周伟龙调任军统别动军司令。马志超在西安事变后，被戴贬谪到兰州任警察局长，后因不得志钻营到胡宗南部任师长。这次又由胡宗南把他推到军统任忠救军高级职务，戴素知马志超是大饭桶一个，对其颇感不满，但一则出于胡宗南的推荐，二则可以利用马志超黄埔一期生的黄马褂敷衍蒋介石，也只好勉强接受下来。胡宗南深知戴笠的心理，授计马志超不带1个警卫和副官，只身前往戴笠处报到。戴笠见此，果然很感动，马上命令给马志超精选1名精干的卫士，并取出一支最新式的手枪赠送给马，另取一支德造20响驳壳枪给卫士，同时为马添置了许多装备，令马即日赴安徽广德忠救军指挥部接任。
二是与梅乐斯商定，在安徽歙县雄村成立中美所特训班，分期分批调训忠救军所有官兵。训练课程、教材、方式一律按美式设置，并由美军教官主持，训练结束后，一律装备美式武器，然后把它们用于配合美海军在我国东南沿海的登陆作战。
戴笠深知蒋介石迫切希望美军能在中国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因而挟美军以自重，施出这一杀手锏。这一招果然厉害，既然连美国人都重视这支特务武装，蒋介石一度要取消它的心理也就作罢。
三是戴笠决定利用和梅乐斯一起赴东南视察的机会，亲自到三战区与顾祝同等高级将领面谈，协调忠救军与三战区的关系，整饬忠救军的风纪等等。
戴笠的计划很快得到蒋的批准，因而忠救军得以保留。
戴笠是报复心理极强的人。第三战区因忠救军的关系，屡次到蒋面前告状，早使戴笠对顾祝同心存芥蒂。这次他到第三战区视察，表面上是调整关系，整饬忠救军，实际上是搜集第三战区部队上下勾结，大搞走私活动的材料，以便向蒋密报。
当时，第三战区是国民党军队中最有钱的部队，军风腐败，大小将领腰缠万贯，重庆国民党的许多军政大员及社会舆论对此曾有许多指责，戴笠对此心里是很清楚的，不过考虑顾祝同是蒋的心腹将领之一，不愿过分拂逆蒋的欢心。同时考虑到忠救军部署在三战区，军事作战方面受战区节制。还有忠救军与杜月笙的港济公司也都在三战区大搞走私，也就对三战区种种腐败现象加以袒护，每年只是指示安徽、江西、浙江等省缉私部门抓几件不大不小的案子上报，以敷衍舆论。
自从三战区抓住忠救军不放以后，戴笠也就改变策略，下令各省缉私部队加强缉私活动，搜集三战区部队参与走私分肥的材料，不断上送侍从室，密报蒋介石，结果缉私部门与三战区驻军的关系一时搞得很紧张。这次戴笠到三战区，一方面检查缉私单位是否忠于职守，严厉查缉打击除军统以外有关方面的走私活动，一方面也给这些缉私机关撑腰打气。戴笠与梅乐斯的车队从江西到达皖南歙县的那一天，迎候的除军统驻安徽的各公秘单位特务头目外，还有当地的行政与驻军高级将领等。
但戴笠不愧为特工之王，经常喜欢独往独来。这次也不例外。
刚到城外，就叫车队停了下来，他1个人先下了车，径直徒步向城内走去，身边未带1个警卫或侍从人员。这一举动，使在场迎候的人员莫不惊愕，约莫过了1个多小时，大家等急了，要车队派人进城护卫，却被戴笠的侍卫人员挡住，他们说：“这是常事。不要管他，没有问题。”不久戴笠果然抱了一大捆宣纸安然无恙地回来，车队才开动，向安排好的住处开去。
原来，戴笠孤身一人进城后，先打听到城内的1位商家，立即登门拜访，谎称自己是从外地来采购桐油、棉麻等物资的商人，请商家代为收购，越多越好，且报酬甚优。
商家看来人颇谙行情，而且阔气大方，便深入攀谈起来。
交谈中，商家表示：“代购物资不难，为难的是有缉私人员，收购的物资恐怕难以运出。到时运不出去，你如果不要，我就惨了。”
戴笠说：“你们当然认识缉私处官员，我可以请客嘛！你介绍给我，我去找他们想办法。”
但商家坚持说缉私处不好对付，他们不要钱财。几经磋商，生意没有谈成，戴笠才买了一捆宣纸回来。
事后，戴笠在接见缉私处官员时，特对他们忠于职守，维护纲纪的行为给予嘉勉。而缉私处人员了解戴笠进城经过时，也吃惊不小，庆幸这次老板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否则一定会用“家法”开刀，以儆效尤。
戴笠结束这次第三战区之行回到重庆不久，顾祝同因纵容所属部队走私而受到蒋的严厉申斥，陈诚、胡宗南等黄埔系的青年将领也同声给予指责，重庆的报纸也给予揭露声讨。由此，顾祝同开始意识到戴笠的厉害，开始主动改善、修补同戴笠及忠救军、缉私处的关系。
戴笠与梅乐斯等人的住处被临时安排在公路旁一座较现代化的公墓办公建筑里。许多特务认为这处地方阴气森森，鬼气缭绕，不免是不祥之兆，但戴笠是不信鬼神之类说法的，反认为这是一座新式建筑，干净整洁，宜于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