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云兄，你回上海对他们说，要再是这样搞下去，别说我要他的脑袋。”
汪听了只好随声唯唯。在归途的汽车里，杜有意对陆、汪两个人说：
“听雨农今天的话，我替张很担心哩！”
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戴笠已经暗中布置上海区对张啸林拟订制裁方案，并伺机实施。
在布置对张啸林采取行动的同时，戴笠对原北洋军阀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下达了密杀令。
唐绍仪本不至死，但是因上海区得到唐绍仪与日方专使拙井接触的情报，戴笠极为重视，曾通过杜月笙电邀唐绍仪到香港，但遭唐拒绝。戴笠由此分析唐绍仪已经答应了日方的条件，准备出山搞维持会，于是下令周伟龙给予制裁。周伟龙组织军统特务，于1938年9月30日上午，在福开森路唐宅的客厅里，用利斧将唐绍仪砍死。
不料唐绍仪被杀，却引起了于右任、张继等一批国民党元老们的不满，他们认为唐绍仪落水当汉奸的说法并没有证据，因而纷纷找蒋介石告状，并提出要上海法租界缉拿凶手。
蒋介石也认为对唐绍仪杀之过早，但又不好由此责备戴笠行之过份。只得以他自己的名义，给唐家发出一份唁电，发给治丧费5000元，并用国民党政府名义明令褒扬。就把这场血案遮掩过去了。
蒋介石遇事惯骑两头马，即使在中日关系这样的国家大事上也是如此。一方面炮火连天，兵戎相见；一方面唇枪舌剑，信使往还。打是真打，谈也是真谈。这在蒋的如意算盘则是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和；能和则和，不能和则战。仅在武汉保卫战时期，由蒋介石亲自掌握的与日方和谈的渠道就有3个。
第一个与日和谈渠道通过行政院长孔祥熙进行。由孔派出自己的亲信学生、行政院代理秘书贾存德与日本大亨、民间人士萱野长和秘密接触，宋美龄曾亲临指导。
第二个渠道是由蒋介石通过侍从室二处陈布雷、周佛海秘密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潜赴香港、上海、东京等地，与日本军方特务影佐祯昭进行接触。
第三条渠道是由蒋介石通过戴笠的军统特工渠道与日本军方代表、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在香港、澳门多次进行会谈。这就是被日方称之为“桐工作”的谈判路线。这是因为日方当时对其他渠道的和谈能否迅速有效地直通蒋介石身边表示怀疑，因而在香港积极活动，希望能找到一条直通蒋介石的谈判捷径。
这个消息被日本驻港铃木特务机关成员张治平得到，张治平是留英学生、军统香港区通讯员。于是张将此消息通过香港区长王新衡密报戴笠。戴笠报经蒋介石批准，决定迎合日方的愿望，密派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长相十分相似的军统特务曾广，冒充宋子良与日方进行会谈。
同时，戴把这项工作交给军统国际科敌伪股具体承办，并指定邓葆光为第一承办人，其他任何方面、任何人不得与闻。所有来往电报，由译电科直送戴笠，由戴亲自面呈蒋介石。戴笠并为此秘密去香港进行布置和指挥。最后，双方商定由蒋介石、汪精卫、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三巨头举行会议。板垣征四郎是日本政府内著名的强硬派，原先对蒋介石持坚决的排斥态度。在“桐工作”中，板垣指令今井武夫对蒋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使蒋难以接受，结果“桐工作”失败。期盼新欢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然发动了对美国在夏威夷珍珠港的海军空军的袭击。
美国海军部是在日军发动袭击前80分钟才破译出日军可能在太平洋附近有大举武力行动，赶忙通知珍珠港，可一切已经变成了现实。
戴笠对此幸灾乐祸，这是这帮美国佬傲慢的代价！他想起几个月前的事就生气，自己辛苦破译的电报，送给美国海军部情报总署时，这些美国佬竟然以嘲弄的口吻说：“他们这是破坏美、日关系，拿些文辞来糊弄人！要说这帮黄色人种能掌握译电技术，得等到咱们孙子给他们的孙子起名时吧！哈哈！”
如今报应来了，美国看来也要和日本人作战了！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本来是一片安谧和平温馨的景象，可战争打乱了一切，行人纷纷议论“珍珠港”事件，推测罗斯福总统可能采取的行动。
巨大的乔木针叶树在寒风中挺立，时而发出呼呼的吼声，罗斯福在他的白宫内也感到：日本偷袭珍珠港，打破了美国在军事上继续利用中国抵抗日本，而自己不参战的可能性。忍无可忍，毋须再忍。
同一天，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美日战争全面爆发。日美开战，重庆的国民党官员大都认为意义深远，前途光明，抗战必胜。顿时，山城重庆引起了一片欢欣鼓舞的热烈情景：冷清的街道变得喧闹起来，报童扯着嗓子在卖号外，以前不景气的生意却由于人们潮水般涌来争相抢买报纸变得红火起来，报童心中高兴，那些拿着报纸的人们更是高兴，他们读着美日开战的新闻，相拥相闹，叫嚷声盖过了车辆的嘈杂声。
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更是欢腾一片，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