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中争权争势
1931年4月1日，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调查室成立之日，这一天被定为军统成立纪念日。为了笼络麻醉特务人员的思想，每年4月1日都有隆重的纪念活动，称为“四一纪念先烈大会”。此项活动一连要搞三、四天。每年都是由戴笠亲自主持，蒋介石、贺耀祖等曾多次出席训话，为军统分子打气。所谓“先烈”，是指执行特务任务丧命“殉职”的和违犯“家法”被戴笠处死“殉法”的军统特务。用戴笠的话说，这些人就是“先烈”，而开大会纪念“先烈”，就是使后来者牢记“创业”之不易，能得好自为之，切勿自误。
局本部负责总务的特务们，大约每年从3月上旬就开始奔走忙碌，为筹备布置“四一”大会采办各项应用物资，甚至动员军统海外站组协助筹措。秘书室和其他有关科室，则忙于拟稿发电，通知各直属单位，其中包括海外各站组的负责特务，限期回到重庆参加大会。参加大会的人选，有的是由各主管科室提名，经毛人凤或戴笠核准的，有的是由戴笠直接指定的。
此时，回重庆参加大会的人，照例须准备好至少两份礼物，一份献给“四一”大会，一份献给戴笠本人。礼物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但一般以高级贵重用品为多。
“四一”大会的活动内容共有两项：1．祭“孝堂”；2．开工作会议。当然是以后者为主。会场设在局本部大礼堂。全场正面中间悬挂蒋介石像，四面墙壁挂满了白布幔帐，和很多所谓“殉职”、“殉法”的特务们的照片，并点缀以花圈挽联，活像过去封建家庭里死了人布置的灵堂一样。
“祭礼”在4月1日上午举行，由戴笠亲临主祭，届时大小特务集合于会场之中。会场燃起大小数十对白蜡烛，焚上香，烟雾弥漫，令人窒息。祭礼开始，先奏哀乐，主祭人戴笠身穿四色孝衣，足登白色布鞋，哭丧着脸，亲自点燃设在正中间的最大一对蜡烛，再焚上香。上香时，他双手擎香，先弯腰行上三鞠躬大礼，然后将香插入香炉之中，继而双膝跪下，再行磕头礼，三个头磕毕起身。这时，左右忙将一只放有酒壶的盘子递给他。戴笠取了酒壶，虔诚地在“烈士”灵前一一敬酒。然后恭恭敬敬地地朗读祭文。他边读边流眼泪，读毕祭文，已泣不成声，继而便放声痛哭起来。
此时，众人随着号令亦行三鞠躬礼，并静默三分钟志哀。参加祭礼的特务，由于受了气氛的感染，亦多有泪容满面的。出席祭礼的所谓“烈士”们的遗属，更是悲痛哀极，有的甚至哭喊嚎叫，乱成一团，非经戴笠或左右人等竭力劝慰不肯罢休。
中午全体特务人员会餐。
下午召开工作会议，仍由戴笠亲自主持。照例先由局本部各处、科、室等负责人员做工作汇报，并提出一些亟待解决的业务问题。接着，由各外勤单位和站的头头，也照样各来一套。汇报完毕，戴笠做总结发言，并对某些在汇报中提出来的问题做出决定和指示。总结发言讲起来长达三个小时，整个会议开下来大约需要六至七个小时。
晚上照例是聚餐和演戏。
大会开过之后，一般从外地来参加大会的单位负责人，一面与有关部门联系业务，准备返任；一面还得准备等候戴笠召见。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心血来潮要召见谁，所以每个特务人员都要有所准备。否则，召见的电话或条子一到，你人不在或无所准备，那就不好办了。隔对大会献过礼的人，往往在召见时，还能得到戴笠亲笔条谕一纸，向会计室领取一笔特别费。
召开大会的目的，除如戴笠所说“是要增进同志情感，沟通内外隔膜，以利工作之推进”外，另一方面就是借以显示力量。他要让蒋介石看到这个团体的阵容和他的领导才能；同时也要让众多的特务人员看到，蒋介石对这个团体的重视与对他的信任。
1941年4月1日，军统举行了成立十周年大庆活动。这是军统从建立、发展到走向顶峰的标志。
军统的“四一”庆祝活动始于1931年。这是重庆军统局扩大成立后的第二年，军统内外活动和形势趋于稳定。戴笠一方面为扩大影响，提高士气，另一方面，为定期了解沦陷区潜伏组织的活动情况，决定每年借庆祝“四一”大会之机，由全国各公秘单位的大特务军统人员参加会议，大会展览各地单位的特务工作成绩，检讨工作情况，讨论当前问题和今后办法，接受新的任务等等。
1940年4月1日的纪念大会在重庆局本部大礼堂举行。上午举行“公祭”大会，礼堂内一切都是灵堂的布置，悼念所谓“殉难”、“殉职”、“殉法”的特务。戴笠的说法是：为“团体”战斗而牺牲的，统定之为殉难；因公积劳成疾不治而亡的称之为殉职；因违犯团体纪律而被处决的称之为殉法。
戴笠规定这三类人的照片都必须在灵堂里陈列出来，进行悼念，表面上是安慰死者，实际上是为了笼络人心，欺骗活人。戴笠向手下的大特务们吹嘘说：“最高明的杀人者，是要做到使被杀的人不叫痛，不叫屈，还要叫别人喊杀得好，杀得对！”这天，蒋介石亲自到会主持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