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耻的心愿。我们事前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一身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们报仇雪耻，死而无憾。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之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我们在领事馆进行这次行动，唯恐牵连总领事，但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了手。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詹长炳詹长麟
6．25．
詹长麟和他哥哥詹长炳一起策划这次毒酒事件时，为了对付日寇的追捕和报复，事前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对家室做了妥善安排转移。10日一大早，詹长麟的妻子詹黄氏，佯称要到城外参加亲戚的安葬仪式，告别邻居，带着两个孩子詹龙珠、詹开亮走了。当天下午便从燕子矶下流的笆斗山渡口乘船到江北。詹长麟自己当晚在离开领事馆后，便立即出了西门，由新河过江，到了江北，找到了妻子儿女。詹长炳及其妻子詹朱氏，以及他们的父亲詹士良、母亲詹潘氏、妹妹詹兰英等，也都诡称去参加亲戚的安葬仪式，一大早离开了自己的家。詹长炳的妻子带着儿子詹开明，先到了和平门外和平乡第四堡的一个朱姓农民家里，不久詹长炳也骑自行车赶到，然后全家一起由笆斗山渡口，乘船到了江北，会同詹长麟一家，由苏北辗转到了上海。詹士良当时五十五岁，他们夫妇和十九岁的女儿住在张家园八号。他们离家后，便乘汽车直接往上海去了。
中毒事件发生时，领事馆领事内田因病在家，未参加宴会，副领事乾也因事未参加宴会。他们获悉此事后，立即赶往现场，组织力量进行救治。因此，除船山、宫下两书记官因中毒较重，当晚死去之外，其他人员经过医治之后，免于一死。
事后，日寇采取了残暴的报复手段，他们对詹长麟及与之有关系的一切人员，进行了严密的搜查、追捕和迫害。当天晚上，日本宪兵队和警察封锁了各城门，进行搜查并暗中监视来往行人。第二天一清早，日寇又在和平门及下关一带进行大搜捕，逮捕了许多无辜的群众。日寇不仅对詹长麟父母和哥哥的住处，就连詹长麟兄弟妻子的娘家，都进行了严密的搜查，并日夜监视。在领事馆中工作的其他几个中国人，虽与此事无关，也被逮捕。就连笆斗山渡口的船夫，也被日寇抓走进行严刑拷打，追问詹长麟等人的去向和下落。从6月10日到7月10日的一个月期间，日本宪兵队和警察在南京城内及其附近地区日夜搜查，任意逮捕和杀戮中国人，使南京人民处在极度恐怖的境况之中。据不完全的统计，除日军之外，先后出动的日本宪兵队和警察队，人数达一千数百之多。与此同时，日寇还在上海租界地区密派特务暗中监视，密令他们一旦发现詹长麟等人的踪迹，便予以逮捕或杀害。
日寇为了能够抓到詹长麟等人，对他们下令通缉，把他们的姓名、年龄、身高、相貌、衣着、住址等等，都一一详细列出。不仅在报上刊登广告，而且在城内外到处张贴。如说：詹长麟二十六岁，身高五尺二寸，体型瘦长，皮肤青白，高鼻圆眼，短发，走路时稍有罗圈腿，身着白上衣，黑长制服裤；其妻詹黄氏，年二十四岁，身高五尺，鼻子大，扁平，嘴大；女儿五岁，儿子三岁，都是身着黑色中式衣裤；其兄詹长炳，二十九岁，身高五尺四寸，身体稍瘦，面长，厚嘴唇，长发，长得比较漂亮，南京口音，身着中式白色衣裤；其兄妻詹朱氏，二十六岁，身高一丈四尺八九寸，体胖，圆脸，带有七岁的一个男孩，都是身着中式白色衣裤。对其父母和妹妹，也都一一详细描述。
尽管日寇做了如此严密的布置，日夜监视和搜捕，但在有关方面的掩护下，詹长麟等安全到达了上海，并进入了日寇势力尚未伸入的租界地区。合家汇齐后，便于6月底离开上海，安全到达了香港，脱离了日寇的魔爪。刺杀石友三
20世纪30年代初，石友三公开，投靠日本人，阴谋叛乱，于是军统局的黑名单上又多了个人的名字；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军统四大杀手之一陈恭澍终于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陈恭澍还沉浸在失败的痛苦中之时，戴笠又下了一道命令：刺杀石友三。
陈恭澍对石友三的情况有所了解。
石友三，是个生性反复无常，惯于投机取巧的军阀。1929年，冯玉祥将军通电全国，与国民党中央决裂，就任“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但作为其部属的石友三却通电拥护蒋介石。冯将军因此而功亏一篑。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手对抗蒋介石，此时的石友三又归附阎、冯，被任命为“山东省主席”。不久，阎冯在军阀混战中失败，石友三再次归附于蒋介石。不料，1931年，石友三公开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在华北捣乱。
此刻，惯于见风使舵的石友三正潜伏在天津的日本租界里，又阴谋叛乱。于是乎石友三上了军统局的黑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