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重就轻，范尔迪委曲求全，无可奈何地问：
“杜先生，依你的意思，对于吴同根的遗属，我们应该给多少钱？”
杜月笙更正地说：
“赔多少钱。”
“好嘛，就算是赔多少钱。杜先生，”范尔迪从善如流，又问：“依我看，由法国总领事馆赔给他们一千块钱，好吗？”
“好的。”杜月笙很爽快地答应了，却是紧接着又说：“吴同根有一个老婆九个儿子，遗属一共是十口之多，一千块只怕还不够他们维生。这样吧，法国总领事赔她们一千，我杜月笙送她们一千五。”
脸孔一红，范尔迪亟于挽回颜面地说：
“那么，我再叫法商电车公司也送一千元。”
“好哇！”水涨船高，杜月笙很高兴地笑了，笑后又说：这样吧，“三千五百块给吴同根的九个儿子做教育基金，他一家十口的生活，由我杜月笙负责，以十年为期，每一个月，我付她们三十元的家用。”
这一笔承诺，计为大洋三千六百元，比法国政府的赔偿，加上杜月笙一千五的赠与，还多了大洋一百。范尔迪深知杜月笙出手的大方，他笑了笑，不再接口。
“还有其他的四件呢？”杜月笙紧迫着问。
一脸苦笑，范尔迪凝望杜月笙半晌，然后不胜怅惘地说：
“你一定要我全部依你？”
“是的。”
“那么，”范尔迪一耸肩膀，两手一摊：“我只有照办。”
“谢谢。”
交涉完成，杜月笙抽身便走。
吴同根的太太吴张氏，当天便拿到了法国总领事馆和杜月笙私人的两笔恤金，一共是三千五百元，再加上杜月笙保障十年生活费用，每月支领三十块钱。一家十口的生活，大致可获解决，这一家人的感激涕零，当然可以想像。
于是，第二天，华文版上新闻栏里，对于法兰西帝国主义的残暴和骄横，还在同声挞伐，大力抨击，而在广告栏中，吴张氏登报鸣谢杜月笙仗义勇为，解囊救济，与法国总领事馆厚恤遗孤，界予巨金的大幅启事，业已赫然出现。——杜月笙闷声不响，出钱又出力，争回了国家的体面，解决了难堪的僵局，这一记漂亮已极的手条子，赢得法租界、全上海的争赞与喝彩。
法商电气电车自来水工会，在清党以后原已停顿将近一年，受了吴同根被杀事件的刺激，开始酝酿恢复，然后又得到杜月笙赢得胜利，争回体面的鼓励，于是由“恢复”迈上迅速壮大的坦途。从此，这一个法租界中重要的工人组织，由于过去的渊源和新近的因素，又复成为杜月笙所能影响的基本群众之一，杜月笙有力量用花言巧语一句，叫他们把事体摆平。
外间人士不明内幕，把范尔迪只有对杜月笙才言听计从，服服帖帖，归之于杜月笙是法租界华董，和法租界华人纳税会的主席；其实呢，范尔迪终于拗不过杜月笙，跟以上两项头衔还不会套到杜月笙的头上，范尔迪肯听杜月笙的，是因为杜月笙跟他很有交情。
范尔迪人高马大，英俊潇洒，奉派到上海来当驻沪总领事馆书记，还是独身，他曾在一个交际场合，邂逅一位长身玉立，风姿绰约的中国女郎，姓樊名菊丽，宁波人，家住法租界霞飞坊，父亲是长江轮船的买办，家仅中人之资，但却是中西合璧，稍微有些洋派。
樊菊丽当时已经二十六、七岁犹仍小姑独处。她毕业于两江女子专科学校，兼通英法语文。范尔迪跟她第一次见面，对她的明眸皓齿、光艳照人，以及娴雅的丰度，大方的仪态，至为倾倒。从此他便以法国男士的热情，向樊菊丽展开热烈的追求。不久，这一对中法璧人便在慕尔鸣路法国总会正式结婚。
婚后伉俪情笃，经常远出，游山玩水，有一次两夫妇到了太湖，正在烟波万顷中驾舟小游，忽被太湖里的绿林好汉，呼啸而至，架入深山，把范尔迪和樊菊丽当作一对肥羊，绑票勒赎。当时法租界的外国头脑大起恐慌，太湖里的劫案也往黄金荣的肩膀上一放。黄金荣问计于杜月笙，杜月笙立刻派出高鑫宝，因为他跟太湖里的众山之主吴世魁颇有往来，高鑫宝接令以后一拍胸脯，允诺一周之内必有回音。
高鑫宝单枪匹马，亲赴太湖烟波寨里拜山，太湖绿林耳闻杜月笙和“小八股党”的大名，又加上吴世魁的吩咐，那一回他们落站落槛，高鑫宝一到，除了大摆酒筵，热烈欢迎，更把范尔迪夫妇从囚牢里请出来，同为座上客，席终人散，摆队相送，便连一双肥羊拱手送给了高鑫宝。
法国人一文不费，范尔迪有惊无险，两夫妇安然无恙地归来。他后来知道救命恩人是杜月笙，对他不免另眼相看，曾经假公济私，一口气发了二十多张卡，送给杜月笙和他下面的人，这二十多张卡可使二十多个人法租界里通行无阻，免予检查，因此被杜月笙使用多年，其价值无法估计。
后来范尔迪升到驻沪总领事，杜月笙和他的公私交情自属不在话下，自此范尔迪开始收取陋规，烟与赌两大宗。
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杜月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