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奥把退休时间推迟至1947年，因为他需要教导手下全体人员，让他们继承和发展他的工作。此外，他继续不定期地发表讲话。1946年1月，他为波士顿宗教和社会研究学会（BostonInstituteforReligionandSocialStudies）准备了一篇讲稿，题目是“对美国团结的经济威胁”。首先，他利用帕特丽夏的来信证明欧洲人所处的困境。他指出，美国人不能够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做的那样置身于欧洲之外了。他相信，美国将会受到影响，包括“欧洲经济的物质匮乏……和……欧洲人的绝望境地，自发合作能力的不足”。其次，他指出了当前的工业冲突，他宣称，冲突不在于管理层和工人之间，“而是以管理层和工会组织者为一方，而以工人为另一方的冲突”。第三，他对“进步的丑恶一面”和“乌合之众假说”中的观点进行了总结。之后，他呼吁“在任何一所大学中……用一门远较任何学科都发达的社会学”来加强科学和经济学的技术性研究。这门社会学将揭示如何用有效的合作来取代怀疑和敌意。为了发展这门社会关系学，社会捐助和“天资聪颖的……训练有素的男男女女”都是必要的。
这年年底，梅奥向哈佛商学院访评委员会（VisitingCommittee）非正式地透露了他关于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煤炭工人大罢工的想法，并在纽约于12月举办的一次会议上，他应邀予以重新宣读。
1947年1月，梅奥向西部电气公司的官员们作了最后一次讲话。他提醒他们，现代教育教导人们清楚有力地进行表达和逻辑分析，却忽略了仔细地倾听指导人们行为举止的各种看法：从不合逻辑的直至理性的。这表明，在一个确立已久的文化中，广为接受的信仰同咨询中的观点和技巧格格不人。本来，在这次讲话以后，他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一次讲话——当他第一次抵达美国时就已经安排他在该分校就他关于影响工业冲突的社会和心理因素的想法讲一堂课，却未能如愿——但是他拒绝成行，因为他发现，大会工业关系主任没有仔细阅读他的讲稿，只看了讲稿的小标题就把部分内容删去了。这在梅奥看来，是一种侵犯学术自由的行径，给他留下的只是些“残章断句”，整篇演讲将支离破碎，使听众没法理解。
5月10日和11日，哈佛商学院举办了一次关于人际关系和行政管理的会议，被称为“梅奥的周末”。梅奥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大会有六十多名讨论者，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阿伦·格雷戈和约瑟夫·威利茨；西部电气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标准石油公司的执行官们；斯图尔特·蔡斯，他的文章引起了霍桑实验的极大关注；来自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耶鲁大学和马里兰州立大学的学术界同仁；本宁顿大学（Benningtoncollege）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德鲁克。一年前，他寄给梅奥一本书《公司概念》（ConceptofCorporation），从而为梅奥所知。
唐翰、罗特利斯伯格和隆巴德追溯了梅奥在哈佛商学院的工作的起源和发展；本杰明·塞莱克曼和埃德蒙·勒尼德把梅奥的工作应用于劳资关系和管理中的人的方面；威廉·迪克森谈到了梅奥对西部电气公司咨询计划的影响；约翰·詹金斯讲述了梅奥的思想对于以下方面的价值：整合正式和非正式组织，对士气、效率及对军事训练中疲劳的抵制。
梅奥在讲话一开始就表示，国家间的冲突是团结和合作中的一个问题，它起源于社会观念和社会统治方法之间的不一致。虽然人们全都渴望摆脱专制和独裁，但格林的自由主义原则——“国家的基石是意愿而非暴力”——被人们忽略了，从而有可能使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治得以建立。梅奥更喜欢阶段性的轮流执政。持续的集权统治助长了军国主义和超人统治，例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好莱坞明星和拍桌子的公司执行官们。这样一来，舆论被误导到把此类统治等同于成功的信条。阶段性的轮流掌权现象可以在某些组织中发现，在这些组织中，管理者理解组织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支持一种通过合作而非专制来实现控制的一般政策。
根据他的工业研究，梅奥断言，一群士气高昂、乐于合作的工人遭到了局外人的怀疑，他们觉得受到了局外人的威胁。类似地，原始社会保护并有益于其成员，也敌视局外人。所以，个人的安全感直接地随积极合作的范围而变化。在原始社会中，范围受到地理上的限制，这种社会最后都崩溃了。
在中世纪，欧洲各国的兴衰存亡以基督教的逐步发展和西方文明的产生而结束。基督教徒认为他们是全欧洲的一分子，是教会工作的参与者，他们觉得自己有义务与每个人合作。因此，人类的合作引领了文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科学持续不断地为研究打开了崭新的领域，因此人们关于基督教义务的观点变得不受欢迎了，神职人员的权威受到了质疑，人类合作的普遍信念削弱了，西方文明分裂成为独立的国家或文化。“共同的工作会带来共同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