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梅奥曾把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应用于政治关系、劳资关系和人际关系。上述讲话把这些内容进行了综合。其材料用于战争期间哈佛商学院的教学工作，并在他退休一年以后予以出版。
该书旨在满足少数同事的要求，他们关心社会的、个人的和管理的艰巨任务。第一章大略叙述了心理卫生的问题，概述了政治煽动者或破坏者的精神病理学，以引入强迫观念和临床谈话原则。第二章追溯了直至19世纪80年代的癔病和催眠史。让内在这段时期认识到，可被催眠是癔病的一个症状。为了解释这一点，他提出建议，这种疾病既是神经疾病又是精神疾病，如果要对这种疾病作适当的研究的话，那就必须进行密切的观察和描述。梅奥概述了让内的主要思想，又用双重人格患者露西（Lucie）例证了让内医治心理扭曲病人的方法及催眠术和暗示法之间的区别。他运用工业中的案例显示，当人们处于类似睡眠状态时，他们常常表现积极且多产。在让内的理论中，癔病引起心理张力的降低以及第一自我与第二自我的分裂。这两项功能是独立的，这解释了为什么癔病患者典型地表现出双重人格，以及他们为什么比正常人更易于受催眠和暗示的影响。
梅奥在第三章中进行了解释，认为一种心理状态是由诸多处于平衡关系下的因素组成的：处于下皮质控制的条件反射和成长过程中获得的主反射；受皮质控制的习惯性技能；根据对某种情境的积极反应把含义归结于这种情境和变化的习惯性技能。这些因素处于一种有序的平衡状态；不平衡是由伤害、疾病、个人不满及悲伤引起的，并表现为两种能力的下降：行动能力和对周边环境的警觉性注意力的下降。当各因素在相互平衡的关系中达到良好的发展状态且行动的注意力足以应对环境之时，个体就处于较高的心理紧张状态。就像一个业余选手经过训练后，其生理机能相互协作，组成一个极为和谐的系统，进而个体的新陈代谢处于较高的水平。
接下来的两章集中阐述了强迫性思维和均衡假说。梅奥对癔病患者和强迫症患者进行了比较，阐述了后者的社会性起源及这种病人在感情、思想和行为举止上的主要特征。与癔病患者不同的是，强迫症患者不易受催眠的影响。为了帮助自己维持其无意义的论断和论证，他们不接受暗示。他们是些难以治疗的病人，治疗者们都讨厌他们。强迫症患者往往介于20～40岁之间，他们有智力，但往往是私下而不是公开求医，他们似乎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通常，他们的强迫症根源于他们教育中的重大缺陷，其人数正在逐渐增加。
强迫症患者似乎不灵活、不自在、局促不安和不善表达。这种在表达自我时显而易见的困难掩盖了他们的谈吐能力，带有让人痛苦的细节，掩饰了他们的症状及引起这些症状的原因。他们害怕有关其强迫症的话题，他们也知道这是不现实的。他们有两种情结：一负罪感，即自轻自贱，对自己及自己的疾病有轻蔑感；二具有想要行动的强烈冲动，就好像他们心绪紊乱，甚或是精神错乱。为了防止不测和不幸——他们知道这些根源于他们自身，他们还采取了极端的预防措施，同时他们都得到了一种缜密的和人为的论证即强迫观念的支持。每一天，他们都费力地支持强迫观念的理论解释。当现实与他们发生矛盾时，强迫症患者就会变得极度忧虑，他们拒绝客观证据就会致使情况恶化，进而会更执著于他们缜密的论证和成见。
强迫症患者的思维有三大特征。首先，论证不充分，没有说服力，建立在错误的二分法或选择之上。这些论证永远不会结束，这是因为，他们一方面感到不可遏止地要把论证一般化，另一方面又不由自主地作出精巧而荒唐的逻辑区分。强迫症者常常看到并感到必须对细枝末节进行考虑和决定，就好像这些细枝末节是些重大的道德问题一样，但却嘲弄自己对问题的过度思虑。其次，他们失去了他们作为世界一部分的现实感，体验到不完整，并意识到他们是一个处于梦中的“自动机器”。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够对现实世界作出积极的和恰如其分的反应，他们对于这一点感到焦虑甚至病态的恐惧。第三，他们是如此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以至于他们对自己的全部所思所为担负起个人责任。对于这些责任，一个有智力的强迫症患者通常通过缜密清晰的表达来推断并管理自己的思维；反之，一个智力不高的强迫症患者虽然也企图这样做，但最终会以失败告终，进而深陷不幸，感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体验到痛苦或者患有某种身体疾病；同时，行动落人不快乐的、难以自拔的和无休止的常规惯例之中，进而阻止自己获得正常的惯例，给其他人带来不幸，阻止人们从情感上对自己的偏见加以理解，抑制自己与其他人发展复杂的和成熟的关系。
在把均衡假说应用于强迫观念之时，梅奥强调了“现实感的丧失”和“心理张力的降低”，即在适应总体情境的变动时各心理因素之间的失衡。接着，梅奥重申了“破坏者”的特征，并表明了他们也属于强迫症者。他断言，破坏者在强迫症患者中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类型的强迫症患者不破坏其他人，相反，他们攻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