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立建议在收复东平、任城后,回击济北黄巾,迫使其北入济南、或西入泰山,以增加徐州的压力,从而转变徐、兖的攻守之势。
单从战术来讲,这是一个好的主意,但从战略的角度出发,曹操对此不太认同。
曹操很清楚,欲在乱世称雄,兵民乃是根本,济北黄巾人多势众,有能战的老卒、有壮劳力,虽是“流寇”,然他们抄掠已久,亦有不少的耕牛、农具等物,车甲钱粮更多,如能得为己用,他的实力必将会上到一个新的台阶,由此得到的好处又岂是仅将之逐入济南、泰山可比?
公孙瓒是怎么发家的?渤海郡东光南一战,他两破黄巾,前后获生口十余万,辎重何止数万辆?兵甲财物不可胜算。由是,他一下就拥有了在短期内“强可敌州”的雄厚实力。
当然,黄巾势众,要想把他们吃下,前提是必须要有足够的力量,否则,只能会是被反咬一口,得不偿失。相比公孙瓒,曹操部队的战斗力或不及,但曹操认为他有自己的优势存在。
曹操的优势,在於他以及他的家族与黄老道间的关系,或可言之,在於他是“道教中人”。
曹家是宦官家族,与经学传家的士人家族不同,士人家族重的是儒学,最多了,儒法兼习,通常家风谨严,凭名节立世,而宦官家族重的是文辞,家风往往轻佻,依靠的是天子的宠爱而得富贵,因而会迎合天子的喜好,曹操的祖父曹腾历事安、顺、冲、桓四帝,这几个皇帝多信奉黄老,桓帝还祀黄老於北宫的濯龙祠中,曹腾於是深受影响,也是黄老道的信仰者。
桓帝之后,灵帝亦信奉黄老。
曹操的父亲曹嵩,本就因为曹腾的关系也信奉黄老,灵帝既然也是信奉者,那么曹嵩自然就更不会放弃这个信仰,曹操从小耳闻目濡,对黄老道也是颇为相信。
事实上,本朝中叶以来,信奉黄老道早已是社会气象,不止下层,上层信奉者也很多。
太平道信奉的《太平经》,反映的就是黄老道的思想,张角创立太平道前就曾是黄老道的忠实信徒,二者实为一脉相承,有极大的共同点,顺帝年间,还有道士献《太平经》给天子。太平道起事前,赵忠、张让都与张角等太平道的首领们有来往,中常侍封谞、徐奉等还甘愿做他们起事的内应,由此可见黄老道、太平道对上层,尤其是宦官们的影响之深。
也正因此,因曹操家族接连三代信奉黄老道的事实,辅以他在济南相任上破除淫祠、毁坏神坛的举动,在原本历史中,他才会於征剿青州黄巾时,被青州黄巾认为“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认为他好像是明白太平道的教义为何,并似乎是身体力行。
这,就是曹操相比公孙瓒的优势所在。
公孙瓒能够以武力破、降黄巾军,曹操则能够以“同道”为召,减少黄巾军的抵触和反抗。
当今之时,能够主动、清醒地认识到可以从宗教入手,不单纯只是使用武力,而可兼用宗教、信仰的手段迂回招降黄巾军的,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人而已。
一个是荀贞,一个是曹操。
荀贞是因为有后世的见识,元末红巾军起义,朱元璋侧身其间,借以其势,遂肇大业,荀贞受此启发,前时乃有压制浮屠,禁汉人出家的政令,以图可得到太平道一定程度上的接受。
曹操,则全是因为他本人的眼光见识,而所以想到了这一点。
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到现在已经九年了,张角兄弟早就身死,最早起事的那些渠帅们也各早亡,前前后后死在汉军手上、或於颠沛流离中饿死、冻死的太平道众不下百万,而如今的青兖之地,却仍有黄巾百万,杀之不绝,此起彼伏,固是有汉室**黑暗之因,却也可以此而知太平道在民间的普及程度有多广泛,利用宗教的手段招降他们,不但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提高本身的实力,并且从某种程度而言之,长远来看,这也是借势得拥民心的一种办法。
虽是不赞同程立话中的这一点,曹操没有当面提出。
说到底,尽管对程立、陈宫两人,曹操外在的表现都很亲近,让人觉得他是赤心以待,但也只是表现而已,用人的手段罢了,论及真正的信任,他两人都不如鲍信在曹操心目中的地位,陈宫比不上,程立也比不上。
这不能说是多疑,而是基於事实的谨慎。
首先,曹操与鲍信相识得时间长,知其忠义的秉性;其次,鲍信一贯的表现在那儿放着;其三,他和鲍信已经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两人才是彼此可托心腹。
曹操心道:“待与允诚相见,我可与他细议此点。”
至此,综合鲍信、陈宫、程立以及曹操自己的观点,曹操定下了夺兖及夺兖后的谋划布局。
简言之,可概括为:杀刘岱,连张邈,倚袁绍之势,得牧兖州,然后诈击济北,先复东平、任城,继收黄巾为用,扩充实力,之后,再观望形势的发展,与徐州抗衡,伺机拓地。
曹操在东郡困顿已久,怀着将要大展手脚的渴望和杀刘将行前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