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这次没收土地方面，江渝的吃相是难看了一些，更是直接得罪了那些大地主。
然而传统的大地主，将土地租给佃农，在家里坐等收租，是没有任何技术性，是最好吃懒做的一种经营方式。
这种大地主就是民族的蛀虫。
江渝当然不会在乎那些大地主的诘难，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既然革命了，封建主义的利益既得者——地主阶级，就必须付出一定代价，以削减当前社会矛盾。
土地大量的集中，自然会引起很大的矛盾，特别是在农业社会。
当然江渝不会把土地分给农民，因为他要发展工业，就必须有足够的工人，如果再让农民用极为低效率的生产方式去耕种，那么根本就抽不出人力来发展工业的。
这些土地将集中起来，交给农业垦殖公司经营。
至于那些地主，已经是过气的了，江渝根本不在乎他们，得罪不得罪那又怎么样？至于会把那些地主推向对立面，那完全是多虑的。
虽然没收了土地，但不是全部没收，家产、房屋都不动，那些地主顶多也就闹一闹。
当然闹一闹的后果很严重，江渝可不是什么心慈手软之辈，见那些大地主要死要活的，还纠集地痞流氓，江渝毫不犹豫的下达了镇压命令。
很快各地的大地主们的动作就被无情的镇压了下去，该关的关，该拉去挖煤矿的就拉去挖煤矿。 老百姓对这次镇压毫无感觉，根本就没有造成民变的风险。
政策下达后，各地方政府通过地契登记数据，很快把数据上报，安徽地区一共没收了耕地3300万亩，苏北地区没收了耕地2600万亩，共计5900万亩土地。
安徽、苏北耕地总面积为1.4亿亩，这个政策攫取了42%的耕地，可见清末土地兼并的严重程度。
而剩下的58%的土地，则掌控在广大自耕农、小地主的手中，那些小地主手中的土地面积不超过300亩。
江渝开始逼迫这些地主转型，从收租子到自主经营，不会经营就把土地卖了，让别人去经营。所以对于收租子的地主，首先强制性降低佃租，再则加强农业税的征收，让那些靠收租过日子的地主们，不仅靠收租拿不到钱，还要往里面倒贴钱。
按照江渝的计划，未来农业将走大农场、家庭农场相结合的路线，大农场由华东集团建设，采用机耕技术经营，家庭农场则由农业家庭打理，同样采取机械耕种，不过机械更加小型化，同时这些家庭农场可以自主经营经济作物，自主饲养各类牲畜。
华东集团的大农场则负责商品粮生产。
而那些传统靠收租过日子的地主，将在两年内淘汰出去。华东银行将对那些地主进行贷款，让他们到华东集团的农机制造厂购买农机，以及购买化肥，帮助他们转型成小型农场。 转型失败了不要紧，土地抵押给银行了，银行并不亏本。
这样一来农业就能跟上工业的发展，而且转型后的农业所需的劳动力将大大降少，这将让更多的农业人口从低效率的农业生产中抽离出来，进入工业生产领域。
同时这一政策路线，还能给华东集团的农机、化肥生产带来大量订单，另外华东集团通过这次圈地，也已经走向了垄断粮食供应的开端。
在上海的口水仗却是打得热火朝天。
江渝这边丝毫不见劣势，因为销量最大的《申报》、《大公报》、《新闻报》都一起开火，抨击《民立报》是腐朽的封建社会主义走狗。
三大报纸提出了土地是重要生产资料，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又无法合理经营，必然导致民族农业生产走向混乱，并严重阻碍工业发展道路。
而地主作为封建王朝的既得利益者，既然已经改朝换代，不将他们直接打杀了那都算好的了。
两淮行政总署并未对地主进行打杀，只是合理的土地调控，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至于安庆惨案，只是一群地痞流氓而已，老百姓并未参与其中。
三大报纸的发行渠道已经不仅仅是天津、上海这一些城市了，而是整个中国大部分一线城市。
远比窝在上海的《民立报》的影响力要大上千百倍。 三大报纸一起开火，顿时把《民立报》打得好似被口水淹没了一般，《民立报》作为革命党的报纸，在这次舆论战当中，很多中低层的革命党成员并不理解他们，在他们看来两淮行政总署的做法是很对的。
这些革命党成员大多都是热血学生，他们在这次事件中看到，两淮行政总署的政策只是打击了大地主的利益，并未去动普通小地主和老百姓的利益，所以他们还是很支撑的。
此时袁世凯已经出山了，南北打了半天没打出什么名堂来，双方在汉口一线对峙，南北议和也在洋人的调停下开始进行。
江渝却不太理会南北的动作，在他看来这些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站稳脚跟，只要消化了整个安徽和苏北，就算是自己在政治上没有谋到什么督军的职位，依旧是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