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的追逐》（The：PursuitOfPower；Technology，ArmedForce，andSocietySinceA．D1000）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对历史的自由解释》（EssaysintheLiberatInterInterpretationofHistory：SelectedPapersbyLordAeton）（编辑）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世界史读本》（ReadingsinWorldHistory）9卷，与人合编，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1973年版。
《人的迁移》（HumanMigrations：PatternsantiPolicies）（与R．亚当斯合编）布隆明顿，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78~F版。
威廉·H·麦克莱尔，作为世界历史学家和用更为普遍的方法来描写和讲授历史的先驱者，已经饮誉世界。早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麦克莱尔就有了全球性地研究历史的初步设想。在受到罗伯特·雷特菲尔德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启发后，麦克莱尔发现在各文明社会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型的历史。在东欧的考纳尔与菲力浦·E·莫塞共事的过程中，历史进一步受到了他的重视。东西欧之间的联系成了麦克莱尔全球性研究的中心，并且，他成为在欧洲文明的边缘和“交界”地区的历史方面的专家。1963年《西方的兴起》的出版，使他成为一个主要的历史学家，并在1976年当《祸患和人民》出版后，麦克莱尔为世界历史的研究增添了一种高度创新的维度——生态的维度。
麦克莱尔的全球性研究揭示了横跨并越过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是如何发生的过程，这是有关近代西欧在“商业化”的过程中如何兴起的历史过程。他经常把文化的传播和循环形象地比喻为涨潮和落潮，并在他最近的生态历史学著作中，把它象征性地比喻为“病源”。用生物学的微观的和宏观的寄生联系，生态学的观点允许他把许多历史现象——从帝国的衰落到宗教的传播——联系起来。在历史研究中采用传染病学的方法，这在他的史学界同行中无人能与他相匹敌。例如，在《西方的兴起》中，麦克莱尔提出了把罗马帝国和公元二世纪的中国汉朝联系起来研究的欧亚大陆文化圈的思想。在《祸患与人民》以及在1980年以《人类的处境》为名发表的1979年他在克拉克大学所作的两次演讲中，他揭示了在这一文化圈里，这两个隔离的“病源”是如何带着破坏性的结果汇合在一起的，这一汇合引起了罗马帝国和汉朝的相继大灭亡。这种灭亡之后，人类的宏观寄生状态（不能再以早先的形式维持下去了），而以各种政治形式、官僚统治系统和社会经济联系的方式重新组织起来。而这又引起了整个欧亚大陆范围内长期而重要的文化调整。当蒙古帝国把亚洲和欧洲联系起来并把淋巴腺鼠疫的灾难带到西方来时，以上类似的情形又发生在14世纪。
人口的变化和迁移是麦克莱尔历史观的中心问题。那些灭亡和民族迁移被他置于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并与战争、贸易和意识形态的变化等不同现象联系起来考察。例如，麦克莱尔把世界上各种宗教的兴起和传播和那种灭亡的心理冲击联系了起来。
由市场调节所支配的官僚统治系统和文化之间的动态平衡是麦克莱尔研究的另一中心问题。他探索了几千年以来人类为维持生存所进行的物质生产的方式和不断丰富发展的社会文化这两方面的发展变化的类型。他假设官僚统治系统在公元前后的社会时期里已取得了支配地位。在此基础上他探索了开始于那个社会时期的“商业化”情况，那时商业的发展巳使得地中海地区和中国有了联系。公元1世纪至2世纪的大灭亡以后，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处于萧条状态，但是游牧部落的迁移和侵略战争最后产生了蒙古帝国并使商业联系得到了恢复。但是新的联系和往来又导致14世纪蒙古帝国的灭亡，并引起商业发展的另一次挫折。在中国，宋代有过一次过早的商业复兴以后，欧洲地中海地区发生商业化运动，但是与西北欧对手欧洲市场调节文明所引起的财富和力量的综合平衡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改变相比，那种商业化所引起的就仅仅是商业和制造业范围内的改变而已。20世纪官僚统治系统在国家和大公司里都有一种复活的倾向。
麦克莱尔对于人类处境的看法是相当冷静的，他的最主要观点是自然主义的和生态学的，这使他得出以下现代马尔萨斯主义性质的结论，人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生命一样，在消耗掉的和由此消耗而生产出来的物质和能量两方面的比较上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矛盾，不论我们在寻找新的生存环境方面多么聪明……限制人类获得食物和能量封闭的微观的和宏观的寄生平衡尚未消除掉，而且永远也不能被消除掉”。当人类社会及其伴随的微寄生物开始彼此互换物质和能量的时候，麦克莱尔的那种几乎不能为人类的无痛苦稳定发展提供希望的平衡理论就以他不曾预料的方式变得含混了。然而，他没有消极悲伤地看待人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