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失守。南宋的国防线已从淮河、汉江一线收缩到长江一线。按蒙古水师的力量，随时可能突破长江天险，直逼临安！贾似道也急了，他不得不将最后的几乎所有底牌押了上去！分兵固守这最后的安全底线！
4月2日。汪立信被任命为京湖制置使兼江陵知府。9日，赵葵之子赵溍被任命为沿江制置使兼建康留守。本月，宋度宗下诏表彰战死樊城的范天顺、牛富二人。官其二子。并赐土田、金帛。
本月，忽必烈召姚枢、许衡、徒单公履等问南征之计。徒单公履说“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此其时矣”忽必烈当即命史天泽、阿术、阿里海牙等人行荆州等路枢密院事，镇襄阳。哈坦、刘整、达春、董文炳等人行淮西等路枢密院事，守正阳。并下诏：襄阳之南多有堡寨，可乘机进取。以钞5千锭赐将士及赈新附军民。
5月1日。忽必烈定内外官，恢复旧制。三岁一迁。17日，忽必烈大概是想学当年的唐太宗李世民纵囚，也下了一道类似的诏书“天下狱囚，除杀人者须偿命之外。其余人等全部放回家与家人团聚！限月之前自至大都，如期而至者，皆可赦之”
29日，宋度宗下诏“诸人上书，除了请求丞相贾似道往前线督兵这一条，朕不答应之外。其余的都速送机速房处置”
6月上旬，前四川宣抚司参议官张梦发上书，陈危急三策：锁汉江口岸、城荆门军当阳界之玉泉山、峡州宜都而下联置堡寨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绘城寨形势图。可却被贾似道押下不报。蹇材望上书。言边事大可忧者七、急当为者五。也被贾似道押下不报。…
日，陈宜中上奏“襄樊陷落，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请斩之”可贾似道不许，只象征性地降了范文虎一级官，让他去做淮南西路安庆府的知府！监察御史陈文龙马上弹劾“这是赏不是罚！另外赵溍乳息未干，何足当边防重任！范文虎，赵溍这两个人都应该罢免一切职务”贾似道大怒，让御史李可弹劾。将陈文龙罢为抚州知州。
22日，京湖制置司汪立信上奏“襄樊之祸。皆由范文虎及俞兴父子！但范文虎有其侄范天顺守节不屈，或可少赎其愆。俞兴奴隶庸材，挟私报复，激得刘整叛变，流毒至今！请置其子俞大忠以重典，则人心可起、事功可图”范文虎因是吕文德之侄，很得贾似道的爱护。而俞兴与贾似道没什么交情，而且贾似道也超恨俞兴不识大体，激怒刘整。所以对俞兴的处罚圣旨马上就下达了：俞大忠被除名、发配广南东路的循州羁管！
陈仲微上奏弹劾贾似道“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为也”被贾似道贬为江南东路提点刑狱使。
本月，因刘整、阿里海牙二将矛盾激化，忽必烈不得不分军为二，令二将各统之。
6月，高丽经略忻都率元兵杀入耽罗国，抚定其地。忽必烈下诏：任命迪里巴、尹邦宝为正副耽罗国招讨使。
3月，大概是看到元军在紧张备战，赵良弼又一次从高丽来到日本的太宰府，要为和平做最后一番努力。但好心落空了，他又吃到了2个多月的闭门羹。6月，无奈的赵良弼只好回京复命。元世祖3次召见赵良弼，详细询问出使细节。赵良弼说“臣在日本住了一年多，发现日本民风狠勇誓杀，不知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加上日本土地贫瘠，多山多水。故得其地不能致富，得其人不能役使。且舟师远渡，风浪难料。因此征伐日本是以有限的民力投入无穷的深渊。臣愿陛下深思，收回用兵的圣意”但此时的忽必烈心意已决，已听不进赵良弼的良言劝告了！
分析一下日本再三拒绝元朝国书的原因。一方面是日本此时正是武士掌权的武家社会，忽必烈动辄以武力相威胁，激起了他们斗勇争胜之心。另一方面与此时不少渡日的南宋遗民有直接关系。自平清盛以来，日本和南宋的关系一直良好，通商往来频繁。日本国内金属缺乏，不铸铜钱，全靠从南宋进口。基于这种考量，日本又怎能向南宋敌国蒙古低头呢？此时面对屠城为乐的蒙古铁骑、面对风雨飘摇的祖国，不少宋人选择来到日本过新的桃源生活。其中被北条时宗尊为上宾的南宋僧祖元便是典型一例。传说当年元兵的刀架在祖元的脖子上，他依然面不改色，口念佛谒，最后慑服元兵。当时的日本君臣十分信奉佛教，便也十分信任南宋来的僧人。他们相信了宋僧们所转述的元兵的暴虐凶残。在祖元等人反元情绪的感染下，日本国内的实际掌权者、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时宗坚定了抗元的决心…
闰6月21日，忽必烈下诏：命翰林院纂修国史，采录累朝事实，以备编集。
本月，前临安府司法梁炎午陈攻守之要五事，被贾似道押下不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