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得很迟，一般都在凌晨入睡，白天快到中午时起床。
因为人口密集，“摇滚噪音”容易招来居民的责骂，在乐手们租来的小屋里，练琴时要在窗口、门口捂上被子，以降低音量避免扰民。吉他和贝斯还好点，而鼓手，在这片地区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每逢春节，乐手们没有路费，急着找钱回家，卖乐器卖衣服的大有人在。他们过的是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随便一件衣服穿上便可出行，但一定要前卫，又没钱。因此蓄长发便成了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因为他们没更多的钱来修饰发型。
吃，对于他们更是简单，条件好一点的能吃上方便面，或许十天、半个月的吃上一次炒菜，而绝大多数人整天只有吃五毛钱一个的菜包子，而且一吃便是十几天、二十天。条件再差的就只有买半斤烙饼就着凉水下肚。据传说，有些乐手最苦的时候，兜里只有两块钱挺上一个星期也不算稀罕事。
那时树村90%的乐手都是靠家里资助的。怕别的工作耽误时间，乐手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出去做其他工作，因此树村里那些年纪大些不好再向家里伸手的乐手们的生活，就常常难以为继。过着缺衣少食的赤贫生活。
那时住在那边的摇滚人一般分为两种，一种被称为“赶场”的，每周几次到酒吧演出，报酬也不固定，五十，八十，一百。有时报酬抵掉来回的出租车费后就所剩无几了；另一种是静下心来，专心地搞原创音乐，用他们的话讲这才是真正的摇滚精神，这类人对“赶场”的不屑一顾，但他们的生活状况往往会更糟糕。
在那个时候，京城的摇滚乐队地上的和地下的就已经至少有1000余支了，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已经成为京城的一道音乐风景。但是，国内没有摇滚乐的传统。没有适合的发展基础，社会对摇滚的认知程度也不高。
那时的树村，就像昔日圆明园的画家村、亮马河的东村一样，由于房价便宜、特定人群集中一类的原因，形成了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
这样的地方描述起来有点像乌-托-邦或者人-民-公-社：在一个由砖瓦房、黄土路和洋灰路相间的小村落里，人们快乐的生活着，有一部分人是出租房子的。他们不种田，外面的人也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也许主要就是靠出租这些房子挣钱，他们可以算作是“种房子”的人；
还有一部分人是租房子住的人。他们本身也没有什么钱，租下房子以后就并不安静的住在里面，成天鼓捣些叮叮当当的音乐，但是他们并不真正的工作，而房钱去会交到房主手里，他们就象是肥料，这个村子房屋的肥料，每一天内部都在发生着不可预料的化学反应。
于是，村子里的人要么不用干活，纯“种房子”，要么不干活，纯做音乐，颇有点变形版“世外桃源”的意味。
当地的村民已经习惯了摇滚乐手们的喧嚣和他们形象的特异，而乐队们也已经融入了树村的生活中。
树村的音乐人平均经济状况是入不敷出的，不过由于这些音乐人们相依为命，从物质上到精神上充分交流，基本上保证精神上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物质上没福可享，有难同当。所以在树村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一起乐手由于饥饿造成的饿死饿晕事件。
至于那时树村的音乐风格，杜星河作为一项历史课题，着手研究过，当时在树村，大量的乐队搞得是新金属、硬核说唱一类的音乐，当然其中也有其他风格的音乐人，但比较罕见。
虽然这些音乐人的生活质量非常差，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做些什么音乐以外的事情来改进自己的生活质量，这是很令人佩服的，同时也是很难令人接受的。
多数乐队认为如果他们去做一些别的事情会影响他们当前的心态，也会让他们没有时间排练，所以他们并不会接受这种上班拿工钱的生活。
乐队们总会说他们希望最好的状态时能靠音乐养活自己，所以他们会参加演出，但是演出给他们带来的收入却微乎其微。
树村乐队演出通常是在一个叫开心乐园的地方，每周六晚上他们都会在那里狂欢，通常演出结束之后他们会得到一小笔出场费，这些钱刚刚够他们打车回村外加喝一顿酒的，在周末的狂欢后，他们又回到了一无所有的贫穷窘境中。
一个树村乐手的生活经历通常是这样的：在家乡喜欢听音乐，已经开始弹琴，也许有自己的工作，但是他抛弃了一切，只身或是与当地的同好来到京城，投奔迷笛学校，在学校学习乐器，结交在京城的音乐人，根据兴趣大家组合，离开学校，有可能还未结束学业，便搬到学校附近的树村来生活，生活从此就变成了新的样子。
来京城的这些摇滚青年们，大多心中有个梦，忍饥挨饿是为了圆梦。但现实是残酷的，贫困、无保障的生活随着时间带来种种压力，使很多人加入这个群体的同时，也有很多人纷纷从这个“战场”上败下阵来，消失得杳无踪影。
梦想和现实的距离，照进树村，是如此的难以弥合。好在，在那些摇滚追梦人的心里，梦想总是占上风，这才不至于在现实中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