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加工范围很广。诗歌的编辑加工与小说的不同；戏剧的与杂文的更不同；至于中国古典文学注释与外国翻译作品的编辑加工，就相差更大了。各种工作都有它的规律，违背了它，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就要出漏子，闹笑话，甚至受到惩罚。凡有成就的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编辑加工时，千万不要单凭自己看着不顺眼，就大笔一挥，改成自己的腔调。有位作家，语汇大部分来自山东农村的口语，小部分来自旧小说。句子结构喜欢对偶，四个字一顿。这种文字风格，作为读者，编辑可以不喜欢，但是却不能用自己习惯的那一套，去改造人家。还有一位作家，早年是搞翻译的，他喜欢用陕西很土的语汇，而句子结构却又是欧化的。这种“土洋结合”，编辑可能不习惯，甚至反感，这也是完全允许的。但是，作为编辑，却不能以自己的爱好强加于人，改变人家的风格。
如果遇到文理不通的句子，或前言不接后语的地方，要尽可能地用他原句的结构形式，用他原有的那些字和词汇，移前挪后，把它改通，这会很费劲，但基本上保留了他的文字风格。千万不要大笔一挥，抹掉他的，换上编辑自己的。那样固然很省事，但改变了原稿的风格。
一位厨师，如果一经他的手，把鱼做得没有鱼味，把熊掌做得没有熊掌味，那是最糟糕的厨师。同样，一位编辑，一经他的手，各种作家的不同风格都化为乌有，那算是什么编辑。一个作家，最痛心的莫过于自己最有光彩、最得意的警句，被编辑认为“不通”而砍掉，或者改成一句四平八稳的普通话。这和牙科大夫把坏牙给你留下，把好牙给你拔掉一样令人痛心。
凡是决定采用并已着手加工的书稿，它的内容应当是好的，不存在违背国家现行法律和政策，以及其他原则性、科学性的问题。然而即便是退请作者修改过的书稿，也难免还有某些论点上、提法上的疏漏缺陷，需要加以弥缝。而这些疏漏缺陷，经常是在加工过程中，仔细检查书稿内容之后方才发现的，编辑就不能撇开不管。那些从政治上考虑是不妥当的论点、提法，既然已经发现，自然应当加以修改。属于学术上的问题，要不要去干涉呢？当然，凡是疏漏缺陷，编辑就得过问，因为它同学术上的争鸣是两回事。编辑无疑要尊重作者的学术观点，不能把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作者，在不损害作者的基本观点的情况下，编辑修改书稿中片面的以至错误的论点、说法或提法，从而提高书稿的学术质量，这是对工作高度负责的表现，不仅是允许的，而且也会得到作者的欢迎。
书稿章节安排上的问题，一般应当在书稿经过审读退请作者修改的过程中加以解决的。可是有些正在加工中的书稿，也可能存在结构纠缠、层次不清的毛病。特别是那些篇幅多、任务急的书稿，有时审读工作和加工工作同时进行，就会在结构上找出更多的毛病。
章节标题是概括章节内容的，因此立题首先要求题文相符，突出重心；其次是要言简意赅，鲜明醒目。有人把标题比作人的眼睛，好的标题确实具有像眼睛那样的传神作用。因此我们在修改书稿时，不能不讲究立题的艺术，力求避免那些冗长拖沓、含糊不清以及字面重复互见的标题。此外，如果章节标题变更了，目录就要作相应的改动。
文字的修改、润饰是编辑加工中的基本工作。论点、材料和篇章结构上的问题，一般可以商请作者自己修改，文字上的毛病，就很难期望作者按照汉语规范化的要求，改顺改好。对于决定采用的书稿，编辑应当不吝惜自己的精力，逐章逐节、逐字逐句地做好文字加工工作。
至于标点符号，它是书面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标点都有独特的作用，有的语言学家甚至说它们是另一形式的虚词，认为应该把它们和“的”、“呢”、“了”、“吗”同样看待，一个地方该不该用标点，该用什么标点，都值得斟酌一番。不过标点符号究竟不同于文字，在运用时常会遇到两可的情况，是非去取不十分明确，可以灵活掌握，能够把所要表达的意思准确表达出来即可。还要提到的是，标点符号个儿小，如果书写时不注意，逗号还是顿号、句号闹不清楚，排校时就容易出错。编辑应当不怕麻烦，在整理过程中要把不清楚的标点符号描改清楚。
编辑加工的范围，也就是编辑在加工、整理这两道工序中所要做的工作。做好了这些工作，还不能说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因为书稿发排后，编辑还得通过看校样，做一些必要的修补工作。一部书稿特别是十万字以上的大篇幅著作，编辑在加工时，要照顾到思想观点、事实材料、章节结构、文字表达等各个方面，难免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因此遗留下一点毛病，这是可以理解的，弥补的办法就是认真校阅校样。看校样是作家修改作品，也是编辑修改书稿的“最后一次机会”。一部原稿，原先从内容到文字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等到校样打印出来后，面貌焕然一新，字里行间渗透着编辑的心血，可以一口气读下去了。编辑在通读时又解决了个别遗留问题，使它更臻于完善，自己可以告慰于作者，也可以不辜负广大读者的殷勤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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