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是说对所有的稿件都要用同一个模式去处理，搞“一刀切”，而是说不能以人取文，要把文稿的质量放在第一位。但也不能搞形而上学，对达不到标准的稿件都简单地退掉，忘记了编辑扶持新人、培养作者的职业道德。一个称职的编辑，不仅在保证稿件质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应该通过编辑工作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编辑在审读稿件的过程中，要善于从差的稿中发现、挖掘出闪光的内容，对作者进行具体指导，从思想内容、结构框架、资料选用到写作技巧上都给作者以帮助，使其把文稿修改成有较高水准的佳作。这不仅是挽救一篇文章的问题，而且是鼓励、培养新人茁壮成长的起点。如果我们不看作者，不问情况，对达不到标准的稿件都简单地退掉，很可能会扼杀一批写作队伍中的未来中坚，因为很多初涉文河的年轻作者，其文章与大人物的成熟之作的确有一定差距，很难一次就达到发表水平，大多是处于“毛坯”阶段，只有通过编辑的悉心加工、打磨、锻造，才能成为精品。很多成名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那就是自己的成长和编辑的发现、指导密不可分。
因此，出版物也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编辑不仅是园丁，更是伯乐。
历史上不怀偏见、慧眼识才的编辑大有人在。
1930年的一天，上海《科学》杂志社收到一份稿件：《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苏家驹是一位教授，而稿子的作者却是江苏省金坛县一名二十几岁的店员。小店员要纠正大教授的错误。《科学》杂志的编辑们不怀偏见，毅然刊登。清华大学熊庆来教授看到论文后，沉吟良久：“这个作者怎么没听说过？他是在哪国留学的？在哪个大学任教？”几经查询，才真相大白。熊教授不胜感慨，怦然心动：“这个年轻人真不容易啊！应该请他来清华。”这位年轻人就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如果没有《科学》杂志编辑部的伯乐，又怎会引出清华园里的伯乐呢？
1905年德国《物理学年鉴》四编十七卷上发表了一篇科学界素不知名的青年——爱因斯坦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这就是划时代的相对论的诞生。爱因斯坦的创见一时使整个科学界目瞪口呆。据法国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称，当时全世界只有12位物理学家懂得它的含义，而《物理学年鉴》的编辑们竟发表了这篇论文。在热情赞扬爱因斯坦的巨大贡献时，我们怎能不深深地感谢《物理学年鉴》编辑部里的伯乐呢？
最后，儒勒·凡尔纳的经历也许是很有启发的。今天全世界谁不知道凡尔纳是科学幻想小说之父呢？哪一位有影响的科学家在少年时代没有被那些博识远见的科学小说吸引过呢？可是，只有不多的书刊上报道着凡尔纳的第一部著作《气球上的五星期》的遭遇。出版商们在这种既非科学论文，又不是纯粹文艺的新奇作品面前感到茫然，这部巨著曾被15家出版社退稿。凡尔纳悲愤之下，将稿子投入火中。贤慧的妻子及时从炉中将稿子抢救出来，以真理和爱情的力量规劝他再试一次。很幸运，第十六家出版社接受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读者立即承认了它，《气球上的五星期》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揭开了科学文艺的纪元。
愿有创造性的青年“小人物”，都有投第十六次稿的勇气和韧性，愿所有的编辑都来做“伯乐”，愿所有的编辑部都争做那第十六个出版社！
（3）排他意识严重
排他心理是人类一种与生俱来的与自私自尊密切相关的个体心理现象。编辑的排他心理主要体现为：当作者的来稿与自己的思维模式、学术观点和研究方向、情感趋向等相一致或相接近的时候，编辑往往会叫好喝彩，视为佳作；反之，当作者来稿中的观点、倾向、研究方法与自己的观点、思维、写作风格大相径庭，甚至对立的时候，编辑则会产生排斥心理，甚至会感受到了某种挑战，很可能会压下这篇有见地、有新意的文稿，结果造成了鉴审失误；有的编辑这时便开始按自己的思维方式、欣赏水平“改造”来稿，好则“锦上添花”，加工不当则如“佛头着粪”，加工过度便丝毫不见作者的影子了。
据报载，著名诗评家谢冕先生不得不再度露面，公开澄清一段“冤情”——只因十几年前谢先生受某出版社之邀写了一本文学导读读本，责任编辑自作聪明地将“莎扬娜拿”误改作人名。这一改不要紧，读者纷纷来信批评、指责作者。这一“公案”虽十几年前早已有了“说法”，但新的冤屈仍不断冒出来，弄得谢先生为此颇伤脑筋。
这种替作者捉刀弄巧成拙的事例还可列举若干。如果说这种帮了倒忙的事终究还是少数的话，那么编辑擅自改、删作者文稿而不管原作风格，乃至代作者“发言”，改变作者原意的现象普遍存在。虽不至于造成“破相”，但谈不上“锦上添花”。问题的另一面是，即使是“锦上添花”，却不是作者的意思、文风，这种“添花”还不知道是添到了谁的头上？
（4）作者意识弱化
一张报纸、一份杂志办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编辑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