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建什么样的编辑学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是“大编辑学”观，它试图创建凌驾于各媒体之上的编辑学，即既适用于书籍编辑，又适用于报纸编辑、期刊编辑、广播编辑、电视编辑、音像制品编辑……谓之通用编辑学。一是“部门编辑学”，即创建适用于某种媒体需要的编辑学。从表面看来，前者不无道理，各媒体编辑确有共性的方面，需要互相吸收借鉴，通用编辑学可以涵盖各媒体，范围广泛，十分可喜。但是细细斟酌对比，各类媒体的编辑，则大相径庭。如果并入一体，泛泛议论，失去各自的特色，似驴非驴，似马非马，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刘光裕教授在《现代编辑学》序言中指出：“报纸编辑工作的对象主要是新闻，书籍编辑工作的对象是以科学、艺术、文化等为内容的文稿；报纸编辑工作的重点大致是组织报道、选择新闻、出版艺术三大项，书籍编辑工作的重点大致是选题、组稿、审稿三大环节。”“编辑活动在出版业中居于‘核心地位’，而在电视业、电影业中并不具有这种‘核心地位’，其重要性远低于导演、演员、节目主持人、摄影等”。有鉴于此，笔者特作声明，本书以讨论文字编辑活动为主（即书籍、期刊、报纸），广播、电视编辑活动略有所提。
二、现代编辑的地位和作用
编辑是文化科学知识的积累者和传播者。中国是文明古国，编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积累、传播、延续和发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功不可灭。
考察中国文化，不能不看到中国有大量的持续不断的历史文化典籍的存在。这些书籍是中国文化不灭的载体，它不因王朝更迭、战乱而全然中断，是维系和促进中国文明连续性与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种持续性是依靠编辑来维系的。编出来的书，一旦广为流传，就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历代先民在思想、文化、科学等方面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无不通过图书或主要依靠图书记录下来，流传下来。最古的文献、书籍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就是靠最早的编辑工作。《周易》最早就是侍奉周王的太史、太祝、太卜、太士这些文化和宗教官吏，把朝廷的诰辞训令、历代史官收藏的重要文件，参照周代的礼乐制度，陆续汇集、厘订、增补，或以档案查存，或当法定制度加以执行，在今天看来，这些都是通过编辑工作而保存流传了下来，又经过许多人的增订编纂，其中有些典册就成了《周易》、《尚书》等儒家经典的原始依据，如果没有早期的编辑工作，也就没有《周易》流传下来。
春秋诸子百家的作品，并非都是本人的著作，许多是门人、弟子、亲朋、仰慕者、研究者记录、收集、汇合、编订起来的听讲笔记，或是将诸子论学的言论积累而成的。孔子自己编选《诗经》，他的弟子记录他的主张观点，又成《论语》，就是最好的证明。吕不韦要三千门客各著所闻，编成体例严谨、内容丰富的《吕氏春秋》，更是依靠编辑工作才得以保存、积累和流传下来的。唐代名家韩愈、柳宗元的作品，到北宋初年便已泯不可闻。穆修用二十余年收集整理韩、柳文集，并且出资刻版，亲自发行。后人因而可睹韩、柳之全貌，可知“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其事，才有纷纷接踵而来之人。可见，编辑在传播中延续和积累文化、普及和发展文化中，其作用是作者和其他人无法代替的，由此可知编辑独特的社会价值。
在1994年1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宣传思想工作的任务，当然也是编辑工作的任务，就是说编辑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编辑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具体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
2．1 编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建设者
由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整个国家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所以，它是全党全国、各条战线和一切部门不可推诿的共同任务。当然，首先是思想文化部门的。正因为这样，党和政府特别强调要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这些部门的工作，因为他们直接关系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成败。现在我们不妨冷静地想一想，这些部门的工作要做好，哪一家离得开编辑？搞新闻的没有编辑，消息再多，报纸能出得来吗？报纸讲究版面，要分清轻重缓急，先后主次。否则，哪还像一张报纸？如果版面“五官不正”，眉毛胡子分不清，叫人怎么看？广播能没有编辑吗？哪个播哪个不播，哪个先播哪个后播，时间长短，甚至声音的顿挫抑扬，同样离不开编辑。不仅离不开，而且编辑工作对这些部门来说，都是重头戏，都是关键部位，是不可缺少的。
从出版说，更离不开编辑工作。著名编辑家、出版家、翻译家王子野先生讲过一件事，令人难忘。他说：“任何一个高明的作者都不能保证自己的作品一点差错都没有。如郭沫若同志，是第一流学者，他的著作当然是高水平的，但他从不认为自己的著作绝无失误和差错。他早期的名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0年代在上海出版。解放后，从1954年起，改由人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