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佛教史·大宝藏论》讲仁钦桑波以前的吐蕃时代的译师共有55位。据《贤者喜宴》载赤松德赞时期有九大译师即贝若杂纳、丹玛则芒、喀且阿难达为三大老译师，聂孜纳古玛拉、昆·鲁旺波、玛·仁钦却为三中年译师，噶哇·贝孜、觉若·鲁伊坚赞、香·益西德为三青年译师。其中三青年译师贡献最大，是吐蕃最伟大的三位翻译家。据布敦大师编纂的藏文《大藏经》目录，香·益西德翻译的数量居吐蕃译师之首。佛经的翻译往往是印度等地的佛教大师和吐蕃的译师共同完成的，一些大部头的经典是数位译师合译的，如《般若波罗密多十万颂》计三百卷，由梁康巴果洽、贝若杂那、益西德等号称精研熟练六译师合译。吐蕃译师们的译作以结构严谨、忠实原文和文字流畅通达而闻名于世，在当今许多梵本不存的情况下，藏文译著可还原成梵文。吐蕃的译场有着严密的组织和翻译程序，每字每句都经过了反复的斟酌和推敲，准确无误地用藏文表达了原著的内涵。这种精益求精的翻译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吐蕃的译经事业不但在本土展开，而且吐蕃统治的敦煌等河西之地，也是译经中心。吐蕃在敦煌组织译经、抄写经典等活动，参与者既有吐蕃人，又有唐人与中亚各民族的人士。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藏文文献中，佛经的数量最多，包括藏译禅宗文献。廓·法成是吐蕃在河西的著名的译师，他精通藏、汉、梵三种文字，他从梵文译成汉文的经典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等多部，从汉文译成藏文的有《入楞伽经》、《圣人楞伽宝经中一切佛语心品》、《业一百》、《贤愚因缘经》、唐玄奘法师弟子唯识派巨匠园测的《解深密经广疏》（七十四卷）等。而《解深密经广疏》汉文原本已不完整了。”成之中译固亦雅训，译华为蕃，尤为稀有。”@
吐蕃的译师们辛勤劳动，为佛教经论的传承和保存起到积极的作用，也是对东方文明的巨大贡献。通过对佛教经论的翻译，使藏文的词汇量大大丰富，提高了语言的表达能力，并且促进了吐蕃的伦理学、医学、建筑、绘画、雕塑等方面的发展，使吐蕃的文化出现了昌盛的局面。在翻译佛经的同时，吐蕃的学者、译师们也展开了佛学研究，出现了一大批吐蕃人自己撰写的佛学著作。如噶哇·贝孜著有《诸经藏中所出佛语集》、《消除许心有外境念想论》、《三相略论》等，益西德著有《正见差别论》、《普贤行愿四种注释摄义论》等，鲁伊坚赞著有《解深密经广释》、《了义中观》、《般若波罗密多摄要略说》等，贝若杂那著有《集六十如理要义略解》、《无量光明称颂》等。另外，布敦从《旁塘目录》中所引未署作者名字的吐蕃时期的佛学著作有《十万般若备忘录》等，计有八十六种。还有署名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所作的《宗派解说》、《正教语量论》等著作。
六、吐蕃僧诤
传人吐蕃的佛教具有多元性，既有从印度、尼泊尔传来的，又有从中原地区传来的汉传佛教，中亚于阗等地的佛教也曾传入吐蕃。不同地区的佛教往往具有地域特色，而又以正统自居，佛教内部免不了发生矛盾。
吐蕃的佛教从松赞干布时起就受到唐朝佛教的影响，至八世纪后半期，唐朝的一些僧人轮流到吐蕃讲经说法，《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载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遣僧良琇、文素，一人行二岁一更之”。《唐会要》作”二人行，每岁一更之”。可知，此时唐朝每年派两位僧人到吐蕃传教。唐蕃战争中，有些僧尼以俘虏的身份到达吐蕃。后来，吐蕃占领河西佛教重镇——敦煌等地，更是直接吸收唐朝的佛教文化。
公元781年左右，吐蕃占领沙州的当年，赤松德赞诏请敦煌著名的禅师摩诃衍那（此乃梵语，意译为”大乘”）到吐蕃本土传教。摩诃衍那所传教法属于禅宗一系，而禅宗在汉传佛教中又是独树一帜、与众不同的宗派。该派尊奉佛大弟子迦叶为西天初祖，公元470年渡海来华的菩提达摩为西天第二十八祖、东土初祖。传至东土第四祖弘忍时，其门下弟子神秀、慧能分别传出禅宗的北宗和南宗。摩诃衍那的传承属于北宗一系，但其思想似乎兼有南北二宗。
禅宗标榜”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宗不注重也不系统学习佛教的经论，而是靠上师的点拨和自我的体悟，追求内心的顿悟，与按次第修学的印度佛教大相径庭。摩诃衍那在吐蕃所传禅宗没有繁琐的玄学术语，简洁明了，以禅定参悟等实修为主，直达见性成佛的境地。一时间吐蕃人习禅蔚然成风，摩诃衍那广开法门，大兴禅义，从者甚众。如王锡在所写《顿悟大乘正理决》的序言中云：
我大师密授禅门，明标法印。皇后没卢氏，一自虔
诚，划然开悟，剃除绀发，披挂缁衣。……善能为方便，
化诱生灵，常为赞普姨母悉囊南氏及诸大臣夫人三十余
人说大乘法，皆一时出家矣。……又有僧统大德宝真，俗
本姓鹧禅师，律不昧于情田，经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