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曾列名赞助“强学会”。在此期间，他曾上疏奏陈统筹北洋海防，开办吉林三姓金矿、磁州煤矿、筑京汉铁路，奏设北洋大学堂、铁路学堂、育才馆、俄文馆等，以期造就人才。1898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入军机处。同年戊戌变法期间，曾受命办理铁路矿务局，筹议铁路、矿务等专门学堂。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随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逃，他力主对外妥协。授体仁阁大学士，后充政务处大臣兼外务部会办大臣、督办路矿大臣，转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大学士。王文韶为官以圆滑著称。本年逝世，终年78岁。其遗著有《宣南奏议》、《湘抚奏议》、《滇督奏议》和《直隶奏议》若干种，另著有《王文韶日记》，是其从事政治活动期间，逐日记载自己所遇重要事实，内容多有当时官书及一般史籍所未见者，资料十分丰富，对研究晚清政治史极具参考价值。
孙诒让病逝。中国近代杰出的学者孙诒让，浙江瑞安人，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生。其父孙衣言曾为京官，故孙诒让童年时代曾居京数年。1858年其父出知安徽安庆府，始回浙江祖居。1865年，孙诒让始有志于治金石铭文，1867年（同治六年）中举人，后先后五次参加会试，试图考取进士，功名未成。此后协助回省于杭州紫阳书院任教的父亲编辑《永嘉丛书》。太平天国期间，大量公私图籍散出，孙诒让在其父的鼓励下着手建立私人图书馆，搜集珍本和抄本图书，并通过各种渠道搜罗到许多流落于日本的珍贵图书。1871年，他著成《温州经籍志》36卷。1873年随出任安徽按察使之父赴皖，期间治古代历法，著成《六历甄微》。1875年复随父至江苏布政使治所。此后他开始攻研墨子。1878年返归家乡，参与编修《永嘉县志》。1885年进京任刑部主事，旋辞官归里。这一时期他还致力于金石之学，著成《古籀拾遗》等多部著作。1888年（光绪十四）建成“玉海楼”藏书楼，但这批图书因其后来有志于西学而逐渐散佚。1893年，孙诒让写成蜚声海内的名著《墨子间诂》，定本完成于1907年。在这一部墨学专著中，孙诒让对《墨子》一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校勘，并附前人注释，辨正书中的几篇伪托之作，至今此书犹为治墨学者之门径。1904年至1905年间，孙诒让著成《契文举例》和《名原》两部著作，前者断言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必将在中国训诂学、历史学、历法及中国古代其他领域的研究方面，开辟出一个新局面，后者则是将殷墟甲骨文与金石铭文或见诸其他史籍文献上的金石文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两部著作堪为中国甲骨文研究亦即“甲骨学”之滥觞。此外，孙氏还著有《周礼正义》、《尚书骈枝》等重要著作及未刊手稿多种。孙诒让同时还是清末民主运动的热情支持者。甲午战争后，他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在他的影响下，温州及处州两府三年内建成中小学300多所，他本人曾于1902年出任温州中学校长。此外，他还在温州建成医学校、蚕桑学校、化学学校等专门学校多所。本年，孙诒让病故，终年60岁。
黄绍箕病逝。教育家黄绍箕，清末官吏、教育家，字仲，号漫庵，浙江瑞安人，1854年（咸丰四年）生。早年研究宋明理学及汉学的治学方法，后来颇受张之洞思想的影响。1879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供职翰林院，先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旋赏加侍讲衔。1885年一度奉派充四川乡试同考官。1896年迁武英殿纂修，参与修纂《大清会典》第五版。1897年任湖北乡试主考官。此前，从1888年起，黄与康有为交往密切，助其上书，倡言维新变法。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黄曾与文廷式等人上书抗议。1895年9月，康有为入江宁（今南京）游说张之洞设会，黄与梁鼎芬参与筹备，议拟章程，为上海强学会发起人之一。1898年授翰林院侍读学士，以张之洞所著《劝学篇》进呈，奉旨饬各省督抚学政广为刊行，实力劝导。同年夏京师大学堂设立，黄充总办，并由其参照西方大学模式厘定规章，设置课程。1900年任湖北武昌两湖书院院长。此后数年间，致力于湖北组建教育机构并选派优等生至日本留学。1904年回到北京，充编书局监督，不久又兼充译书局监督。在此期间，他指导编纂近代教科书，并主持自日文翻译有关教育论著，写成《中国教育史》一书。1905年7月，上书清廷，建议在浙江省修建七条铁路。次年，清末教育改革开始，出任湖北提学使。在上任之前，东渡日本，考察日本教育机构，结识了日本近代教育家加藤弘之、菊池大麓、嘉能治五郎等人。1907年初至任，任内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创立两所学校。本年，黄绍箕病故，终年54岁。黄绍箕藏书颇丰，著有诗集《鲜庵遗诗》、文集《鲜庵遗文》及词集《潞舸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