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廉在诗风上有所突破是在1930年。在一次古巴人民盛大的音乐节日，他深深地被黑人的音乐感动了。黑人舞蹈的节奏使他联想到诗的韵律。他决心吸收黑人歌曲的一些表现形式。当时哈瓦那的一家文学周刊《种族的理想》专门登载黑人文学。纪廉于一九三○年四月在该刊上发表了组诗《音响的动机》。由于黑人音乐的节奏与古巴绮丽的风光以及地方的习俗在这组作品中被融为一体，轰动了古巴的文坛。自1928年开始的黑人运动正处在方兴未艾的阶段，纪廉的这组诗歌被誉为黑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1931年，纪廉发表了第二本诗集《松戈罗·科松戈》。他把黑人民谣、舞曲的节奏和当地小贩沿街叫卖的曲调糅合在一起并赋予抒情的气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效果。此外，在内容方面，纪廉捕捉了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成分着重反映社会现实和黑人对社会的不平，给予黑人诗歌一种新的生气。例如《甘蔗》这首短诗写道：
黑人站在甘蔗园里美国佬凌驾于甘蔗园之上土地伸展在甘蔗园脚下鲜血从我们身上流光。
1934年发表的诗集《西印度有限公司》标志着诗人创作生涯的又一次突破。这主要表现在内容方面。诗中以愤慨的情绪谴责帝国主义的政治侵略和经济奴役政策，以细腻的笔触反映了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所受的奴役和剥削。这一切，表明了诗人在思想上的成熟。
1935年，纪廉开始与古巴共产党的报纸合作，任《摘要》报的编辑，协助出版刊物《中午》。
1937年，当纪廉在墨西哥参加革命作家代表大会时，发表了诗集《给士兵的歌和给游客的“松”》。“松”是黑人歌曲的一种曲调。诗人娴熟地运用了这种曲调的节奏。这本诗集被公认为古巴诗坛上经典性的作品，正像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纪廉对自己的艺术既有明确的理解，对自己的技巧又有绝对的把握，同时又有一定的内容来等待着他去表达。同一年，纪廉为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所感动，亲赴该国参加保卫文化国际作家代表大会。同时写就并出版了诗集《西班牙，四种苦恼和一种希望》。诗中，作者既表达了西班牙在战争中的痛苦，也展现了西班牙人民光明的未来。从此，纪廉成为一位有国际声誉的诗人。
纪廉在1938年回国之后，参加了进步的新闻工作。直到1947年旅游南美时，才又提笔写诗，完成了《完全的“松”》的写作。这是一本综合性的诗集：包括政治诗、民谣等浪漫主义的作品。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古巴社会的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反动势力与进步势力之间的角逐日益激化。1948年，古巴糖业工会的领袖赫苏斯·梅嫩德斯被杀害。纪廉为之写了长诗《赫苏斯·梅嫩德斯的挽歌》。这首诗和他后来悼念海地诗人雅克·罗曼的诗和《古巴的挽歌》都收入《挽歌集》于1958年出版。
由于国内反动政府的迫害，纪廉自1949年到巴蒂斯塔政府垮台为止，基本上在国外过着流亡生活。他曾访问了欧洲、亚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1955年被授予“加强国际和平”的列宁国际奖金。1958年，纪廉在阿根廷发表诗集《人民的鸽子在飞翔》。以他访问过的欧、亚、美各国为素材歌颂了人民的力量。
巴蒂斯塔政府垮台后，纪廉回到祖国。于1961年开始，担任古巴全国作家艺术家联合会主席。繁忙的事务工作并未使他放弃创作，1964年发表一本《通讯集》和两本诗集《爱情的诗篇》和《我有》。《我有》对古巴过去的苦难生活作了全面的回忆，并对未来寄托着希望。
1967年诗人出版了诗集《伟大的动物》。1972年，当纪廉七十寿辰的时候，又发表两部新的作品：叙述古巴各阶段历史片断的诗歌散文集《每天的日记》和配合国际时势的诗集《齿轮》。
纪廉诗作富于感染力，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反映了古巴人民的思想情绪，二是擅长利用黑人诗歌的特点，创造出古巴民族特色的旋律和气氛。
斯坦贝克
约翰·斯坦贝克（1902～1968），当代美国著名小说家。他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生活在小镇、农村与牧场上，对乡野的自然环境与风土人情十分熟悉，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在大学里除学习文学外，也研读过海洋动物学。在大学学习期间和毕业后，他曾在牧场、修路队、制糖厂和建筑工地干活，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有较深的了解。
斯坦贝克的初期小说作品《金杯》（1929）、《天堂牧场》（1932）与《献给一位不知名的神》（1933）都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煎饼坪》（1935）是他第一部受到欢迎的作品。小说的背景是加州某镇上一些西班牙一印第安混血儿聚居的贫民窟。主人公坦尼从战场上归来，继承了两所房子。他把其中一所当作他和穷朋友的窠巢。这些人不爱劳动，混一天算一天，虽然间或也干些鼠窃狗偷的事，但天性非常纯朴、善良。作者认为，只有在这种人的身上，才有未被金钱文明污染的纯真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