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和严正的批判；对贤人之亡、国运濒危，又深感惋惜，痛心疾首。他气愤填膺，言辞尖锐，指出了幽王的昏愦偏听、黩货乱刑、听信妇言、斥逐贤臣；指出了褒姒的狡黠邪恶、诡计多端、造谣毁谤、出尔反尔。贤臣或丧亡，或杀戮，或贬黜，或隐逸，或逃亡，国脉将绝，诗人怎能不忧心如焚！诗的五、六两章，对诗人形象的塑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诗人难以压抑的悲愤之情一如火山熔岩喷薄而出。“天何以剌，何神不富”对苍天的劈头诘问；“舍尔介狄，维予胥忌；不吊不祥，威仪不类”对统治者恶行的胪列；“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对危急局面的揭示，都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祸国殃民者的切齿痛恨。与末章合观，三句“人之云亡”，悲叹，惋惜，帐惘，不可名状。两句“心之忧矣”，一句“心之悲矣”，反复重言，长吁短叹，忧心忡忡，凄切之情，言之惨然。凄楚的音节，回环往复、催人泪下的咏叹，表现了一片孤臣孽子之心，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瞻印吴天，则不我惠”，“舍尔介狄，维予胥忌”的个人道逢；“不自我先，不自我后”的身世悲叹；“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的家国之慨，在这首诗中又浑然相融．既扩展了诗歌反映的层面，使这首诗具有社会的、史诗的性质，又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更加感人。
《瞻印》一诗的设辞造句，亦颇具特色，表现了作者高度的语言修养及艺术素养。反问、感叹、排比、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使描绘的对象形神毕现，使作者的感情得以淋漓尽致地抒发。反问加强了质问的力量，表达了诗人的无限愤慨；感叹或感时而悲，或因事而怒；排比列数罪行，一气说出，倾吐无余，又正反互用，形成强烈对比；语助词的运用恰到好处，虚处生神。更值得一提的是诗中比喻的运用，不但绘形，且能达情，独具匠心。“蟊贼蟊疾，靡有夷届”，把祸国殃民的幽王、褒姒之流比为吃农作物的害虫，既表现了诗人对他们的无比愤恨，也表达了当时正直善良的人们的共同心声。为了突出褒姒长舌善谗、邪恶凶狠的本质，诗人以枭、鸱为喻，深中要害，确切而不可移易，憎恨厌恶之情溢于言表，有极其鲜明的倾向性。“蒲沸槛泉，维其深矣”，以极其平常、人所习见的泛泉兴喻“心之忧矣，宁自今矣”的深广忧患，可以说再也形象不过。它使我们仿佛看到诗人的忧端就如这汩汩清泉，源远流长，绵绵无尽，永不中断。而诗人又以感叹出之，低徊悲怆，凄恻动人，具有极强烈的艺术魅力。
《诗经》三百篇的基本创作手法是赋、比、兴，它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历代的诗歌创作。特别是比、兴的手法，被后世诗人们继承并发扬光大，使我国的古典诗歌绽出了一朵又一朵的奇葩。《瞻印》一诗比、兴手法的运用有其独到之处，值得今天的诗歌创作者借鉴。
桑柔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瘼此下民。不殄心忧，仓兄填兮。倬彼吴天，宁不我矜。四牡骥骥，旗旐有翩。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于乎有哀，国步斯频。国步蔑资，天不我将。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实维，秉心无竞。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忧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惮怒。自西徂东，靡所定处。多我觏瘩，孔棘我圉。为谋为毖，乱况斯削。告尔忧恤，诲尔序爵。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载胥及溺。如彼朔风，亦孔之馒。民有肃心，葬云不逮。好是稼穑，力民代食。稼穑维宝，代食维好？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苍。维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犹，考慎其相。维彼不顺，自独俾臧。自有肺肠，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谮，不胥以谷。人亦有言，进退维谷。维此圣人，瞻言百里。
维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
民之贪乱，宁为荼毒。大风有隧，有空大谷。
维此良人，作为式谷。维彼不顺，征以中垢。
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
匪用其良，复俾我悖。嗟尔朋友，予岂不知而作。
如彼飞虫，时亦弋获。既之阴女，反予来赫。
民之罔极，职凉善背。为民不利，如云不克。
民之回通，职竞用力。民之未戾，职盗为寇。
凉日不可，覆背善詈。虽日匪予，既作尔歌！
【赏析】
垒诗十六章，前八章章八句，刺厉王失政，好利而暴虐，以致民不聊生。故激起民怨。后八章章六句责同僚，然亦道出厉王用人不当，用人不当亦厉王之过失。故毛传总言为刺厉王。
首章以桑为比，桑本茂密，荫蔽甚广，因摘采至尽而剥落稀疏。比喻百姓下民，受剥夺之深，不胜其苦，故诗人哀民困已深，呼天而诉曰：“倬彼昊天，宁不我矜。”意谓高明在上的苍天啊，怎么不给我百姓以怜悯呢！诗意严肃，为全诗之主旨。
次章至第四章，述祸乱之本，乃是缘于征役不息，民无安居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