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的叙事传统和语言艺术对史传文学、散文和小说创作的滋养，尤为明显。
先秦叙事散文的体例、思想、写作艺术等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有直接启发。（史记》体例是在先秦编年史、国别史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而《汉纪》、《资治通鉴>等，则是《春秋》、《左传》编年体史书的直接继承。先秦叙事散文记述历史事件时直书其事、褒贬鲜明的特点，《左传》、《战国策>高超的写作艺术，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史传文学著作《史记》就吸收了《左传>、《战国策》的写作技巧，对其中的些史实略加改动便加以运用。少数特别精彩的篇目，甚至不加改动就直接录入。总之，先秦叙事散文是我国史传文学最初成就，其沾溉于后世，不言而喻。
先秦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成为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秦汉以后，《左传》的文章直为人们所喜爱，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文家，都非常推崇《左传》，并把它作为学习对象。韩愈《进学解》说他“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传》。汉初散文，尚有战国遗风，贾谊、邹阳等西汉前期散文家的作品中，更是可以明显看出《战国策》文风的余绪。这种影响持续不断，在苏洵、苏轼等后代作家的散文中，还可以体味到先秦叙事散文的神韵。《战国策》的文章，对汉赋的产生也起过促进作用。汉赋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扬厉的风格，都可以看出对《战国策》的借鉴。
先秦叙事散文的叙事艺术，对我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独特的艺术个性的形成，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首先，先秦叙事散文叙述历史事件中表现出的褒贬分明的倾向性，对我国古代小说注重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影响，并且，《左传》、《国语》等作品中用“君子日”等对事件进行的评述，在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书中被直接借鉴，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痕迹。其次，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第三，我国古代小说写人的基本手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规模。我国古代小说主要通过描写人物个性化的言行，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表现人物性格，而较少长篇的外貌描写、心理描写，而这正是《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写人的共同特点。第四，我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作品对历史题材的重视，也是受先秦叙事散文的启示。这不仅是指诸如《东周列国志》之类以先秦叙事散文为题材的作品，同时，古代小说大量采用历史题材，也和我国叙事文学最初成果是产生在历史著述中不无关系。
《尚书》
《尚书》的来源非常古远。
《尚书》二十八篇，其中《虞书》二篇，开头都有“日若稽古”字样，是后人根据古代传闻和史料追记的，但根据现代科学家对四仲中星的研究，认为确是上古天文记录，可见其内容并非全无事实为据，确实保存了一些上古历史资料。
《尚书》作为政治历史文献，集中汇聚了上古时代的统治意识和施政经验。《虞书》的《尧典》和《皋陶谟》，反映了传说中的尧、舜、禹、皋陶等著名政治家孜孜不倦、忧劳治国的奋勉精神，包括禅让、巡视天下、治水、选用贤才等事迹。《禹贡》记述禹划定九州，疏浚河道，规定贡赋。这些篇章都总结了早期治国理民的粗略经验。
《商书》和《周书》表现了殷周时代的神权政治观，以及这种观念的演变。强调天命神授、君权天授，正是后世历代封建皇权政治的基石。在殷商时代，极端崇尚天帝神权而菲薄人事。殷人认为至高无上的“天”把治理天下的权力给予“天子”。《尚书·西伯戡黎》记载纣王十分迷信天命，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唉！我是从上天那里接受大命的！）”认为自己受命于天，是天赋予他以神权意志并以此威服百姓。
《周书》显示周初统治者的意识为以尊天、敬德、重农、保民为主导。一方面，西周统治者继承了殷商的尊天思想，同时，又汲取殷商败亡历历在目的教训，认为仅仅尊天还不够，还必须加倍重视人事。他们把“天”解释为“民”的生育和保护者。
《周书》中许多篇章反映了西周统治者汲取历史教训，明确提出“保民”的口号。周初统治者多次提到“夏鉴”、“殷鉴”，夏、殷统治者都因为对百姓过于暴虐而自掘坟墓，西周统治者自我示警，认为必须以他们为鉴诫，对人民采取较宽松的怀柔方针，提出“保民”，这又是施政意识的一大进步。
《尚书》还概括了上古时代多方面的统治经验与教训，如治国要兢兢业业，勤勉谨慎；要知人善任，举用贤才；要明德慎罚，不能诛杀无辜；要懂得艰难，不能贪图安逸等。这些多层意识和经验既作纵向传递义向横向扩展，长期为中国历代各朝统治者所承袭，成为他们敷政理民所标榜的主要宗旨。
《尚书》文体包括典、谟、誓、训、诰、命等，即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