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朴而可正也。纷纷，则不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轴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
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疆；作壹十岁者，百岁疆；作壹百岁者，千岁疆，千岁疆者王。君修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也。夫国危主忧也者，疆敌大国也。人君不能服疆敌，破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抟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畜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
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疆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怠，农者怠则土地荒。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贫国弱兵之教也。夫国庸民以言’****不畜于农。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疆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
【赏析】
《农战》篇开宗明义，指出：“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这就是说，使国家兴盛强大的关键在于鼓励人民参加农战。因此，“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所谓“作壹”，就是一之干农战，把人民驱使到从事“农战”这一条路上。在商鞅学派看来，除了农战之外，其余都是“巧言虚道”，是于国家无用的。劳民”之事，而“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则其国必削”。由此可以看出，法家力主耕战，崇尚的是一个“力”字，认为依靠国富兵强的实力才能统一天下。尚力与崇德，这是儒法两家在价值取向上的一个重大分歧。
《农战》篇非常重视国家对于人民的导向作用。这种导向就是它所说的“教民”、“作壹”，或者说“壹教”。此文云：“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者，察要而已矣。”“要”就是纲要，圣人明君之所以圣明，无非就是知道治国的纲要之所在。何为治国的纲要？在法家看来，就是教民耕战，使人民都去从事农业和战争，“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君修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显然，作者认为“壹教”的主要手段是“赏罚”，这是教民之“常”，亦可谓纲常。儒家认为，治国的纲常在于德教；而法家认为，治国的纲常在于赏罚。
在赏、罚中，《农战》篇讲罚不多，它比较重视“官爵”、“赏赐”，这与《开塞》篇主张“刑九而赏一”不同。但本文在“壹教”方面又是很严厉的，它主张除农战的“实用”之外，禁绝一切的“巧言辩说”和商贾、技艺等“无用”。官爵、赏赐只能施之于农战，只有人民看见利益从农战的“壹孔”出来，才能“作壹”，而“作壹****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反之，如果人民觉得可以避开农战，通过“巧言辩说”而取官爵，通过经商和技艺而得利益，那么“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国家就危险了。《农战》篇是写给君主看的主张“作壹”的政论文章，它足以说动君主之心的就是“作壹”则国强，不“作壹”则国危，文中就此作了反复的论证。
文中说：“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殆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干农战矣。”国家要靠农战而安，君主要靠农战而尊，如果人民皆怠于农战，那么国安主尊就是不可能的。文中主要针对儒家提出：“《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守。国以十者冶，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十者”是《农战》篇所列举的“国害”，作者认为，要“作壹”而国强，攻可取之，守可退之，就必须禁绝这些“国害”。
文中又说：“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在农、战中，作者更重视农，因为农是战的基础，国富才能兵强。作者又说：“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翎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若要人民“归心于农”，就必须禁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