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故贤者劝赏而不见子胥之祸，不肖者少罪而不见伛剖背，盲者处平而不遇深溪，愚者守静而不陷险危。如此，则上下之恩结矣。古之人曰：“其心难知，喜怒难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语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释三易之数而行一难知之心．如此，则怒积于上，而怨积于下，以积怒而御积怨则两危矣。明主之表易见，故约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为，故令行。三者立而上无私心，则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动，随绳而斫，因攒而缝。如此，则上无私威之毒，而下无愚拙之诛。故上君明而少怒，下尽忠而少罪。
闻之曰：“举事无患者，尧不得也。”而世未尝无事也。君人者不轻爵禄，不易富贵．不可与救危国。故明主厉廉耻，招仁义。昔者介子推无爵禄而义随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结其德，书图着其名。人主乐乎使人以公尽力，而苦乎以私夺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职，而苦乎以一负二。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乐，上下之利，莫长于此。不察私门之内，轻虑重事，厚诛薄恼，久怨细过，长侮偷快，数以德追祸，是断手而续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难为而罪不及，则私怨生；人臣失所长而奉难给，则伏怨结。劳苦不抚循，忧悲不哀怜。喜则誉小人，贤不肖俱赏；怒则毁君子，使伯夷与盗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使燕王内憎其民而外爱鲁人，则燕不用而鲁不附。民见憎，不能尽力而务功；鲁见说，而不能离死命而亲他主。如此，则人臣为隙穴，而人主独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独立之主，此之谓危殆。
【赏析】
用人必先选人，选人必先考察。韩非主张在使用中去发现人、考察人，先让这个人“效忠于国以履位，见（同‘现’）能干官以受职，尽力于权衡以任事”。意思是：给此人以一定的职位，让他为国效忠；使他在其管辖的工作中（“见能于官”的“官”是“管辖”之意）表现才能，看他是否能尽力按法治的原则来办事（“权衡”即法治之意）。然后从中挑选那些“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任，而莫怀余力于心”的人，辅佐君王管理国政，推行法治。“莫怀余力于心”即全心全意。
怎样才能“结上下之恩”？韩非认为，为人主者“用人”，必须“循天理，顺人情，明赏罚”。这三点是他对“古之善用人者”的经验作出的总结。“循天理”指与臣下相处行事要合自然之理，循天理则用力寡而功立，即事半功倍。“顺人情”是说所作所为应该在人情之中而不超乎人情之外，顺人情“则刑罚省而令行”；“明赏罚”指入主用人应该良莠有别，黑白分明，赏罚皆得其中。赏罚分明，则“伯夷、盗跖不乱”——好人坏人不至混淆。
在《用人》里，韩非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为人君者与臣下结恩，最重要的是了解和体恤臣下的苦衷。臣下通常有哪些苦衷？“人臣安乎以能受职，而苦乎以一负二”——以一人之身负担两个职务。其次，臣下的苦衷是害怕主上“立难为而罪不及”。意思是：臣下害怕入主命令他们去办人所难以办到的事（立难为）；没有办好，入主又怪罪他办事不力（罪不及）。其三，臣下最痛心的是：入主不把他当人看待’对他毫无感情，“劳苦不抚循”（抚循：犹“抚慰”）；臣下有忧悲之事，毫不表示哀怜。主上喜怒无常，“喜则誉（表扬）小人，贤与不肖俱赏；怒则毁君子，使伯夷与盗跖俱辱。”良莠不分’忠奸莫辨，是最使臣下寒心的事。
臣下这些苦衷主上如果一一看到了，帮助他们解决了，还必须使臣下时时有所追求。追求是前进的原动力。为此，韩非提出：入主应该“轻爵禄”，“易富贵”，以结臣下之心。所谓“轻爵禄”，“易富贵”，即不要把爵禄富贵看得太重，不赏吝赐群臣。有的人主不但吝啬爵禄富贵，反而“厚诛薄罪”（以重罚处置犯轻罪的臣子），“久怨细过”（长期怨恨臣下的小过失），那就不但不能“结上下之恩”，而且“有易身之患”（“易身之患”即江山易主之意）。
用人不仅要看才能，还要考虑这个人的籍贯乡里，要尽量任用本国的臣民。这是韩非在用人策略上具有独创性的论点。战国时代，诸侯在彼此兼并中时分时合；士这个阶层的人挟策求售，往往择枝而桮，晋材楚用。韩非本人就是以“韩之诸公子”而为秦国所大用的典型例子。正因为他对此有切身的体会，深知人才的巨大作用，人才流失对国家的重大影响，他告诫诸侯国主：入主如果不爱重本国的精英而重用外国的人才，“则人臣为隙穴”（这个外国人将来必为隐患）。千里金堤，往往溃于蚁穴，能不耽心吗？而且，国君重用外人，本国才士灰心失望，这个国君也就会陷入孤立的境地。
《用人》的结尾，韩非进一步申述了不能重用外国人才的道理，三复斯言，语重心长。上一段说到：治国不用本国臣民而重用外国流入的人才。“则人臣为隙穴，而入主独立（孤立）”。这最后一段便顺着“隙穴”之喻，痛陈得失，认为：人主不塞隙穴而劳力于赭垩（用赭红、白垩粉饰墙面），暴雨疾风必坏。不去眉睫之祸（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