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符。符契之所合，赏罚之所生也。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主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是故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赏偷，则功臣墯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
【赏析】
战国末世，诸侯或外惧强秦，内忧篡弑；或觊觎邻国，蓄谋蚕食鲸吞。这些国家的君王无不急于谋求退可以保国全身，进可以中原逐鹿的贤臣良策。韩非撰《主道》，谈的正是入主固本全身的方略，这自然是诸侯国主喜闻乐见的话题，韩非也正想以此见知于诸侯。
韩非认为，人主治国，首要之道在于持“虚静”以临朝野。在刀光剑影、尔虞我诈的战国时代，提出以虚静治国的主张，乍听起来未免觉得迂阔。“虚静”一词常见于道家典籍。“万物之变”范围极广，本文实际所指在朝廷之内，具体指的是君主御臣之术。“虚”谓为人主者当倾听臣工之言，胸中不可存先入为主的成见，不要轻易表示可否，让臣下畅所欲言；然后在实际工作中考查、验证，看看此人所言是否具有真知灼见。“静”指的是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始终保持镇静，头脑清醒，不致目迷五色。于此可见，韩非倡虚静，是用道家的词语推销法家的治术。
当然，韩非以法家言“虚静”，决不会是“盗版”。他对“虚静”在治道中的作用，有独特、深刻的领悟和创见。在政治生活中，凡居下位者总爱察言观色，以窥伺、揣摩入主的心态，然后投其所好，逢迎阿谀，邀功取宠。入主的个性一旦为佞臣所掌握，就容易陷入他们的圈套中，受其蒙蔽，为其操纵，终致大权旁落，变成他们的傀儡。如果入主保持虚静，喜怒不形于色，臣下便会觉得主上莫测高深，无从窥伺；他们自己也就无法伪装，本来面目必然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让入主看得清清楚楚；入主乃得一一辩明此辈的智恩贤不肖，使贤能者居位，各得其所，谄谀者无所遁形。君主不消运用自己的才智就能建立事功，不消依靠自己的勇武就能致国家于强大，取得“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的政治效果。做到了这一点，即使国君贤智不如臣下，也能“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长）”。韩非在《主道》篇中倡言为人君者必须虚静以临政，实质上是建议国君：虚以识人，静以观变，把国事交给智勇堪恃的臣工，让他们充分发挥才智，治理国家；国君只要紧握大权，不必遇事躬亲，自能收坐享垂拱而治的效果。君主一个人的才智总是有限的，必须充分调动群臣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治理好国家。
“虚静”还有一层意思。韩非非常反对那种愚而刚愎自用的国君。这种国君总爱在臣下施政时指指点点，妄加干预。因此，韩非又提出：臣下在施政时，为人君者应该“见而（如）不见，闻而（如）不闻，知而（如）不知”，只在事后加以考校，不应在工作进行中妄加指责，更不要自己站出来交易臣下的措施。居上位者如果逞其私智，妄加指点，不断干预，臣下就手足无措，不能发挥他们在工作中的积极性，也无法维持政策的一贯性。治理国政，与其发挥国君一个人的力量，不如发挥全国上下的力量。
国君只需紧握大权，一切政务由臣下去办，也不无风险：这样做客易养成朋党，架空国君，最终引起篡弑。韩非在《主道》中考虑到这一点，提出了防范之策：每事只设一官，官与官之间不许互通声气。这颇有点像后世的秘密组织，只有直线联系，不许横向联系。这样，下僚就不容易结为朋党，孤立入主。万一发现了敢于图谋不轨者，应该即刻治以严刑峻法，“散其党，收（收捕）其余，闭其门，夺其辅（辅：帮凶）”。这时，韩非再也不讲什么虚静了，而是主张用雷厉风行的手段，残酷无情地诛杀。这就是韩非，这就是法家。
政局不稳定，终于发生篡夺，往往由于上下声气不通，下情无由上达。因此，韩非又创“人主有五壅”之说，以提醒君主，注意疏通君民之间、君臣之间的隔阂，经常保持上下声气畅通，有问题及早解决。为了强化君主的政权，他还提出必须加重赏罚，恩威并济，才能劝善惩恶。他对赏罚立了三条原则：一要准确，二要坚决，三要公正。赏罚不分贵贱，不论亲疏，只凭功过。
韩非称“无为”，与其说是援道而入法，无宁说是吸收了道家思想，加以改造，以充实他的法治学说。道家说的“无为”，是纯任自然以取得“无为而无不为”的效果；韩非倡“无为”，是“君无为而善于使臣为”。可见，韩非善于博采众长，终于成为法家集大成者的巨擘。
有度（节选自《韩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