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也就是他从仁的角度去观察和解决文学艺术所得出的结论。
孔子的文学思想里有两个重要的范畴，就是“文”和“质”，他着重论述了两者的关系问题。孔子从“文”与“质”对立统一的关系中，认为“文质彬彬”（即形式与内容达到了和谐的统一）才是最好的。否则，不是鄙略、粗俗如野人，就是“文多而质少”如浮夸的“史官”一样，都是不好的。因而，孔子主张“文质兼备”。如果没有可塑造的本质，如像眼瞎的不能教他看，哑子不能教他说，耳聋的不能教他听，白痴不能使他来参谋，这是由他的本质所决定的。
孔子认为，实质胜过文采辞藻，就显得粗野。文采辞藻胜过实质，就显得浮夸，是所谓“华而不实”。
孟子生活的战国时期，较之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局势更为动荡，兼并战争更为激烈，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冲突越来越明显，面对江河日下的局面和传统伦理道德价值的严重失落，“以平治天下，舍我其准”自负的孟子怀着满腔的热情和深深的使命感，积极投入到重建社会秩序的大潮。但他没有能够认真思考孔子“道之不行”的原因，也没有吸取孔子“干七十余君而无所遇”的历史教训。他在政治上极力推崇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学说，这一学说的理论基础是“道性善”、“法尧舜”的哲学伦理观，而孟子的文学思想就是其政治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孟子是承孔子衣钵的“亚圣”，在儒家传承中的地位仅次于孔子。与孔子相同，孟子一生也在为重建天下秩序而辛勤探索，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孟子也颇看重《诗经》的教化功能，提出“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的文学观念，强调通过诗歌来深切体察作者之意，又要依据当时社会环境来考察作者的心态，这提供了一个较为客观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方法。孟子对于诗歌欣赏原理和批评方法所持见解，颇有独到之处，主张不以文中片言只语而望文生义，也不应对文辞中修辞夸饰过分拘泥，而须以自己的切身经验，在诗歌中寻索诗人真正要表达的思想观点。
他认为说诗者不能拘泥于诗的个别字句，从文辞的表面意义去机械地理解诗的意思，应该根据诗的整个篇章，作具体分析，通过自己的体会，去推测或探索作者在诗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即“志”，即诗的主旨所在。诗言志，诗是运用形象化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的，因而诗多比兴，在语言上必有所夸饰，这样，如果不顾诗的这些特征而抓住个别字句机械地理解作品，自然会曲解诗的原意。
他用“以意逆志”方法要求谈论须统观诗作品整体，这里提出的”知人论世”则进一步要求结合与作品所写之人，以及所写之世有关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理解。也就是说，“知人论世”是指要了解古代作品真实具体的内蕴，须考察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
孟子认为解说诗作的人，应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而应“以意逆志”，即以“意”，自己的真切情感，去体验作者在诗作中所表达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孟子的这种文学思想，具体落实在读诗过程中，就是互逆的求义过程。前者从文本人手探求诗人的旨趣，有点近似“文本批评”；后者了解诗人所处的社会环境，诗人的人格、品行，进而探察诗人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类于“社会批评”。而在孟子看来，这两种方法不仅不矛盾，而且还是相辅相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说摆脱了传统“赋诗言志”阅读方式的束缚，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正确的理解诗歌、阐释诗歌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助于阅读诗歌的人回到文本及作者所思所想中来，有助于《诗经》阐释方式向文学性的回归。世间万事万物均处于永无间歇的变化发展中，文学创作同样如此。战国末期，思想界理性精神抬头，正是在这种历史时期，才显示了孟子出众的才华。他能察觉诗歌发展的轨迹，看到情感心理因素在诗歌审美中的地位作用，其“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观点，在文学理论发展历程中有一定的创新意味。
《孟子》一书，言辞骏利，气势磅礴，把他的“浩然之气”贯注于文章之中。他的散文对后人尤其是韩愈等影响甚深，而他旨在培养浩然之气的后代文人所接受，并运用于文学领域。
孟子认为，由“知道”而达于“知言”，惟一的途径是加强主观道德修养，也就是用反省内求的方法来“尽其心，知其性”，保持并发扬人内心所固有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念。
如果用从现代意义的文学的角度来阐释，所谓“知言”可以理解为正确地观察、体验、认识生活和正确地评论文学作品，而能否做到正确，决定的因素在于文学家、批评家有没有高度的思想道德修养。如果有，就能够分辨社会生活和文学作品中的美丑、善恶、邪正、是非，从而在创作中对美的事物加以歌颂，对丑恶的事物加以揭露和批判；在批评中避免穿凿附会，正确地评论文学作品的思想价值。
从孟子的描述和诸家的解释中，可以感受到，孟子所讲的气，其实就是以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