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赠答、饮宴、赋诗、铭迹、题字，气氛典重而又和谐，极像是人君之间的友好交往。西王母文静而有礼貌，几乎脱净了它在神话中那副狰狞面目。周穆王在拜会和饮宴当中表现得更为彬彬有礼。他所致的答辞同西王母的欢迎辞比较起来，更文雅、得体、有分寸。他和西王母在性格上的细粗、文野的微小差异，也从其所赋诗句中表现出来。
而对于送葬场面的描写则表现了更高的技巧：
丧出于门。丧主即位，周室父兄子孙倍之，诸侯属子、王吏倍之，……姓子弟倍之，执职之入倍之，百众官人倍之，哭者七倍之……女主即位，嬖人群女倍之，王臣姬姓之女倍之。宫宦人倍之，宫贤庶妾倍之，哭者五倍，踊者次从。这里把浩浩荡荡的送葬队列描写得井然有条，手法相当细密。千余人的送葬者被分为由丧主和女主分别率领的男、女两队，每队之下又按地位等级分为许多小的行列；各列依次叙完后，还有“哭者七倍”或“哭者五倍”的结语。浩大而有声势的哭丧与送葬的场面，都是运用这种有条不紊的铺排写法表现出来的。
《穆天子传》的文学成就主要在于它开始大量运用文学创作的手段，具有某些大型作品的特质，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篇幅较大的具有小说意味的作品。尽管《穆天子传》把周穆王的种种经历叙述得似乎真有其事（有很具体的时间、地点），但它并不是实录，而是取材于神话（如西王母故事）并根据一些历史的传说随笔点染而成的萌芽状小说作品。它有意识地以神话素材创作文学作品，开了志怪与神魇小说的先河。
《穆天子传》的文学成就还在于，它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按时间先后顺序、集中记述一个人物的某段经历（尽管这种经历大半是出于虚构）的作品。与其时代相近的《晏子春秋》，虽然也以人物为中心，但后者偏重记言，书中各个小故事是相互独立的，不按时间顺序编排，人物活动不具有连续性。穆传这种首尾连贯地专记某一人物事迹的写法，对于我国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是很有启示的。
《周易》
《周易》这部典籍，从形成到流传，经历了三个阶段。《易经》的卜筮阶段，《易传》的解经阶段，历代易学阶段。
在远古，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的认知有限，一切人事活动的吉凶都归因为天意。如遇打仗、祭祀、立君、商贾、行旅、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都要虔诚地祭天，问天意，卜吉凶，决定行止。在殷周时期，国家设有专职卜筮的太卜太史官，他们通过卜筮得到的信息，提出他们的意见和看法以供决策，因此卜筮占卦义是古代的一门决策学。
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数学的发达，古天文学取得的成就，为以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为框架的《易经》的完善打下了基础。
《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两大部分。《易经》形成于西周，《易传》完成于战国。相传伏羲作卦、文王重卦、孔子作传。两者时差长达七八百年，它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它体现了不同的思想内涵，两者存在着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的微妙关系。
《易经》是巫术文化的产物，《易传》是人文文化的产物；《易传》对《易经》所反映的巫术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周易》以传解经，牵经合传，使《易经》与《易传》共同体现了一种以“一阴一阳之谓道”为核心观念的阴阳朴素辩证哲学。
春秋战国时期学派众多，思想活跃，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易传》吸纳了儒、道、墨、名、法、阴阳五行等诸多学说，把当时科学、哲理、思辩加以充分发挥，使《周易》升华为一部融科学、哲学、文化、历法等为一炉的辉煌巨著。《易传》篇目共七种十篇，即《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称为“十翼”，相传为孔子及其弟子所作，是对《周易》最古老、最权威的注释。
《周易》作为一部卜筮之书，幸运地躲过了秦始皇焚书之厄，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从汉朝开始，随着儒学地位的确定，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周易》的经师，或作注释，或阐发义理，或挖掘象数，形成了“易学”。
《周易》所特具的“象数”与“义理”深刻内涵，历代易学家有不同的见解，形成r各种观点，多种流派，影响最大、最深刻的，为象数派、义理派两派。
《周易》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称得上“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二千多年的易学体系，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广泛地渗透到各个时代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由源头活水汇聚成一道洋溢着生命，奔腾向前的巨大洪流。
《易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易经》是我国文学的摇篮，现实主义文学的鼻祖，《易传》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开山。《周易》以其阴阳刚柔、气韵清浊及意境神韵，奠定了中国文学艺术的美学理论基础，是中国文学美学及文艺理论的源头，堪称中国文学之母。《周易》有着重要的文学价值，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宝贵文献。
卜筮文学是《易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