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因恶小而为之，不因善小而不为。从古至今，纵观成大事者，他们没有一个人不是严于律已的典范。时刻注意检查自己的品行，持之以恒，从点滴做起，从小处做起，严格要求自己，为成功社交打下良好的品格基础。
放纵还是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我们羡慕那些积极进取、乐观向上、自强不息的强者，同时，我们对那些放纵自己、无所作为的颓废之士要加以批评和唾弃。生活中最容易做的是小事，因为它无处不在；最难做到的也是小事，因为它很琐碎。譬如，随口答应别人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可随即就忘了，别人却常常惦记着，寄厚望于你；约好的时间，也并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就迟到几十分钟，甚至个把小时，也不太在意。这些虽然事小，却都能体现一个人的人生。
怎样要求别人，怎样要求自己，这是一个做人的态度与原则问题。人在交往中产生矛盾恩怨，工作中发生缺点错误，总有自己和别人两方面的原因。解决矛盾，克服缺点错误，需要从自己和别人两方面找原因，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如果只看到别人的问题，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只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矛盾和问题就永远不能解决，甚至有时候会使矛盾更加激化。
弃除怨恨，才能为你的人生之路扫清不该有的障碍。只有对自己严格，在责人之前先责己，把矛盾解决好，才会“身正”、“令行”。从人们身上，我们可以领悟到，严于律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至国家君臣，小至布衣百姓，发生矛盾以后，如果双方都有责己的雅量，任何矛盾都不难解决。如果只责备对方，不检讨自己，隔阂怨恨就会越积越深，以至矛盾激化，关系破裂，甚至还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既责人，又责己；先正己，后正人。“专责己者兼可成人之善，专责人者适以长己之恶。”责己就是从我做起，以实际行动去教育人、感化人。这样，别人才会心悦诚服，教育批评才起作用。如果只责人，不责己，就会助长自己的错误。只有自身正，其令才会得以行，如果自身都不能正，去教育别人，谁会听呢？
诸葛亮为蜀之相国，“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但“刑政虽峻而无怨者”。这不仅因为他“用心平而劝戒明”，还因为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街亭之役，马谡违反诸葛亮的调度，行动失败，使蜀军大败，诸葛亮既斩了马谡，又上书检讨自己“授任无方”的用人过失，遂自贬三级。
这种具有感召力的人格均是从严于律己而出的。从自身做起，身体力行，对自己的要求严格、全面，对别人的要求宽厚、简约。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蔡元培认为：“古之君子”以舜和周公这样的圣贤为标准的，认为他们能做到的，自己也应该做到。因此对自己的要求就严格而周全，对别人则先看他的优点和进步。“取其一不究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唯恐损害别人为善的积极性。这样，对别人的要求自然就宽厚而简约了。
当今的社会中，对人严、对己宽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问题的实质也是对人对己要求的标准不同。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看别人的缺点多，看自己的优点多；批评别人往往苛刻求全，攻其一点，不遗余力，不看别人的现实表现，纠缠过去的恩怨是非；批评自己的时候则轻描淡写，强调客观，覆短护私。自己不求进步，不思进取，又害怕别人进步，获得成就和名声。应该去掉这种不健康的心理，改变这种不健康的风气。用高标准要求自己，严格检查自己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同时以宽厚的态度对待别人，鼓励、支持别人从善、向上的积极性。这样，不但自己和别人共同进步，也有利于解决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形成积极建康的良好风气。
谦逊，宽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大家名士常以谦谦君子来自律。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为人谦逊平和，宽容大度，很受学生们爱戴。冯友兰曾这样评价他：“胸怀阔然，彻视无问，测其蕴，则诰平苦沧澳之无际……”
有些年轻人认为，做一番大事业要轰轰烈烈，而不能拘泥于小节。不拘小节，可能是一种“豪放洒脱”，但在做人的原则上小处也是不可随便的。
微小之处不放纵自己，谨慎处之，这样的人，是不会被不正之风击倒的。之所以“正”而且“大”，正是因为在他们的人格中有一种东西，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内涵。海是宽广的，做人应该有海一样的胸怀，可以纳百川之水。这也是倡导的一种精神：宽厚平和、虚怀若谷。
做人。首先要宽以待人。反之，以敌视的眼光看人，对周围的人戒备森严，心胸窄小，处处提防，不能宽大为怀的人，必然会因孤独而陷于忧郁和痛苦之中。宽宏大量，与人为善，宽容待人，能主动为他人着想，肯关心和帮助别人的人，肯定讨人喜欢，被人接纳，受人尊重，因而能更多地体验成功的喜悦。
宽以待人，就是在人际交往中有较强的相容度。相容就是宽厚、容忍、心胸宽广、忍耐性强。人们往往把宽广的胸怀比作大海